材料一：

“双减”后，尽管学科类课外班已经有效整改关停，但一些家长将孩子的课外时间外包给培训机构的思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是以体育、美育、科技类等非学科机构取而代之。亲子之间高质量陪伴不足，家长积极承担育儿责任动力不够，这是当前大城市育儿的普通状况。如何让家长摆脱对学校和机构的过度依赖，更用心地参与到儿童成长过程中？

当前家长参与育儿的动力不足，有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考试指挥棒下，重结果、重外在的教育评价体系使家长自认为“专业性不足”而让位于学校或机构。与此同时，为吸引顾客，培训机构又结合升学压力不断制造焦虑，为父母探寻、践行适合自己家庭和孩子情况的教养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外部压力。两相叠加之下，家长常被机构“带节奏”，认为替孩子安排好密密麻麻的课表才是尽心尽责，对“家庭教育应该在孩子成长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缺少反思。

一些家长对“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解也较为片面，常将其等同于“一切为了孩子”，全家人围着孩子转，亲子之间缺少共同成长的结合点。“爸爸赚钱，妈妈统筹，孩子上课，爷爷奶奶接递”，成为大城市“鸡娃”的典型家内分工合作模式。家庭更多地作为一个以效率为轴心运转的理性功能单元，而非情感共同体：将全部资源向孩子集中，取代对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以牺牲家长的生活换取孩子的成就，取代适当地放手、为孩子的自主成长“留白”。

此外，大城市工作节奏过快、压力过大、通勤时间过长、休假弹性不足等问题，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父母参与育儿的时间和精力。而城市中家庭友好的公共空间还不够那么便利可及，也使家长们即使有心和孩子在一起，也常常不知能做些什么。

那么，如何激活家长参与家庭教育的动力？对家长来说，首先要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是“人之为人”的根基，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父母通过爱和言传身教，让孩子内心充盈、学会自主，这正是学校和机构不可取代之处。因此，面对当前较大的外部压力，家长要当好外界与孩子之间的“过滤层”和孩子成长的“定位器”，切不可盲目跟风传导压力，而应为孩子过滤掉噪音杂音，理性利用外部资源，发挥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和机构的错位优势，帮助孩子找出最适合自身成长的发力点。

有必要寻找家庭成员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纠正对“一切为了孩子”的片面理解。家长要反思被孩子各类课外班主导的家庭生活组织方式，为孩子适度留白，也为自己适度松绑，用好家庭时间，做每个成员都能感兴趣、有收益的事，如户外锻炼、博物馆看展、朋友小聚等等。如此，亲职履行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付出，家庭生活成为滋养彼此的源泉。此外，还需加大职场育儿支持，加快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打造更多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构建家庭友好、多方协力的育儿支持体系。

（摘编自施芸卿《“双减”后家庭教育当回归》）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刚一发布，管孩子这件“家事”便成了法律框架下的“国事”，为何家庭教育需要立法？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一向是“国”与“家”不可分开，没有“国”就没有“家”，“国”是罩着、护着“家”的，所谓“家国情怀”，在根底上也强调的是家庭观与国家观的融通。中国的传统教育，很大一部分是家族教育和家庭教育，它构筑了中国教育的基本底色。《家庭教育促进法》首先是重新建立起两者之间的紧密连接，实现双向互动：以国家教育意志来规范、促进和引领家庭教育，让家庭教育配合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家教育。其次，也是为了回归教育功能的本质：教育是属于全社会的事情，不只属于学校教师的事情。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成长遇到的问题更加突出，形式也多种多样。很多问题的产生并非只是家庭因素，对家长来说做好家庭教育是极大的挑战。而且，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有些家长也往往更在乎个人的发展而忽视了孩子的发展，在履职尽责方面做得不够。这也需要法律方面的规制使家长更好地承担家庭教育职责。”孙宏艳说。

“家事不再是一家的小事，而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未来，需要通过立法来给家庭教育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要助力家长，也必须把家事变为国事，这也是国家管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如何履责、国家如何支持、社会怎样协同都做了规定，对各方履责不到位的法律责任也做了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使家庭教育得以被各方高度重视。”孙宏艳补充道。

（摘编自杨飒《“家事”亦“国事”，带娃有遵循》）

浣花赏梅^①

陆游

老子^②人间自在身，插梅不惜损乌巾^③。

春回积雪层冰里，香动荒山野水滨。

带月一枝低弄影，背风千片远随人。

石家楼上贪吹笛^④，肯放朝朝玉树新^⑤。

材料一：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意志，走过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要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西方很多人习惯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等问题研究结合起来，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中得以发展进步的。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促使世界读懂中国。

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社会氛围。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文化产品。要教育引导群众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摘编自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二：

优秀影视剧能跨越不同文化，走进各国观众内心，帮他们了解并爱上中国。4月以来，国产剧《开端》上线海外流媒体提供商网飞，陆续发行至韩国、泰国等国。随着走向海外的中国剧集增多、类型丰富，国产剧出海已成为重要文化现象。

《“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提出，“电视剧‘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如何扩大国产剧出海的势头，在后续作品中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开拓国产剧出海航线，是从业者应思考的问题。

我们发现，国产剧在国际市场的传播正在走向多元化。以古装剧作为对外传播突破口的时代已去，古装剧仍有广阔海外市场，但海外观众已摆脱将其视为“文化奇观”的初级阶段，进入与剧中人物产生共鸣，并对消费精品内容有更多需求的阶段。去年播出的《山海情》、今年的《开端》等类型多元的作品，同样在对外传播中取得佳绩。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近来在海外口碑良好的作品本身，分析为何《山海情》这类扶贫题材“主旋律”剧集能在外国观众中引发共鸣，为何《开端》在故事设定的新奇性上贴近国际流行剧集，其保留的中国印记也能被海外观众接纳，是我们总结这些作品对外传播经验的价值所在。

在作品的策划阶段，主创团队便应思考其中蕴含的主旨表达与精神内核，要注重观众视角，寻找具有不同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的观众趣味的“最大公约数”。影视作品是面向大众的艺术，这种创作方法论，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打破文化壁垒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与优势。《山海情》从个体成长经历入手，展现“闽宁模式”的发展，贴近“平民视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的创作需求。创造者抓住“展现西海固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历程，激发不同时空下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的精神内核。这是身处不同地区、发展阶段人们的共同追求，是为人性驱动的普遍需求，是人类共通的“主旋律”。在此剧中出现的不同角色，不论是基层干部、科技工作者还是辛勤劳作的村民，都具有质补、真实的人物面貌，使此剧有广度、深度和温度，令其他文化环境中的观众容易产生亲切感，从而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

放眼未来，国产剧出海前景可期、契机已显；回到当下，我们仍需意识到，能“破圈”“出海”的剧作一定是优秀作品，这需要创作者沉下心来，在剧本创作、拍摄技法、后期制作等方面深耕细作。例如，与近期在国际上获得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影视剧相比，《开端》在制作水准上仍有提升空间。

国产剧出海热潮的背后，是中国故事、中华文化对海外市场的吸引力增强。加快“走出去”，国产剧的内容要更多元，从多维度呈现真实全面的中国。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不仅是题材的选择面，更应是一种创作态度，是对社会、生活、人的整体认知与审美表达。这类剧作在提供观赏价值的同时，润物无声地展现出中国当代蓬勃发展的社会面貌，以及向善向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摘编自侯鸿亮《国产剧“走出去”步伐加快》）

林红牺牲的这一夜，又有十个不屈的战士同时被活埋了。

囚房里冷清清，只剩下道静和小俞两个人了，她们互相摸索着，紧紧地把瘦削的手指握在一块儿，好像两个失掉了母亲的孤儿互相偎依在一起。

“林姐姐，现在就剩下咱两个啦，我，我，……我只有你一个亲人啦！”

小俞抱住道静的头痛哭着。她哭林红，也哭自己明白这世界上的事太晚了。虽然她才只有十六岁，但是地却惭愧自己过去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懂。

“小俞，好妹妹，不要哭啦！”道静含着满眶热泪在黑暗中温存地抚摩着她的头发，“记住这一夜，永远记住这一夜！永远记住郑姐姐的血……“

林红一死，不知不觉地，道静竟自动代替了她的任务，对于小俞，她怀着母性的也是同志的感情，把教育她、关怀她的责任担负到自己的肩上来。

但是，道静的身体太坏了，她成天昏昏迷迷地倒在污脏潮湿的木板上，极度的贫血和恶劣的饮食，以及烙伤的地方化着脓，林红死后，她几乎也要死去了，幸而那个女看守还不错，时常替她弄来点面汤或鸡蛋汤；又找来狱医替她诊治：小俞更是细心热情她照护着她：终于使她青春的生命又活了下来。

林红牺牲后的第五天，道静她们的囚屋里又抬来了一个女病囚。这是个三十岁左右圆脸微胖的女人，脸皮黯黄，肌肉松弛，可是嗓门却很响亮。她刚一睡到床上，就冲着小俞——小俞正用惊异的眠色望着这个新来的难友——亲切地问道：“小妹妹，你十几了？这点年纪也被捕，真是……”

道静微微睁开眼皮，看见小俞正在热诚地回答她：“十六岁了。大姐，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的？”

“闹革命呗。你为什么吃的官司？——共产党吗？”她把头转向道静，又和颜悦色地用同样的话问她。

道静心里起了疑问：这个人不像做革命工作的人，如果是普通犯人，为什么把她弄到这个地方来？……

道静无力地摇摇脑袋没有答话，小俞却替她答道：“这位小林姐姐受刑很重。前几天我们屋里有位郑瑾——她太好啦，叫他们处死了。小林姐姐一难过伤更重了！……”小俞天真地还要说下去。道静咳嗽一声轻轻说道：“小俞，给我一口水喝，”小俞住了嘴赶快下床从一个破旧的洋瓷缸里倒了一杯水递给她，道静侧着头用手接杯子的时候，用尽所有力气捏了一下小俞的手，并且使了个眼色。小俞明白了，脸突然一红，轻轻点点头。

那个女人继续问起小俞。因为这个女孩子年纪又轻又好说话。

“小妹妹，这个屋子真好，真安静。”她仰着头点起了一根香烟，看着青烟袅袅飞上黯黑的低矮的屋顶，她扭头对小俞笑着：“我从东头的女监房来的，饿得受不住了，那儿闹绝食已经三天啦，你们早就知道吧？”

道静心里陡地一动，忍不住问道：“绝食？哪儿绝了食？啊，听说啦！就是！那些人怎么这么傻啊，”

“对啦！那些人真是傻得要命。”女人高兴地侧过头来盯着道静。“就是那些不在共产党的，也跟着共产党闹起绝食来。他们喊什么反对国民党的秘密逮捕啦，秘密处死啦，又反对什么卖国不抗日啦……嘿，还是咱们这屋子里清静——他们闹，叫他们闹去吧。“她又把头转向小俞笑道，“小妹妹，有人给咱们这屋里送过小条吗？听说关在这儿的三四百人一齐绝了食，就是用秘密传条来商议的。”

道静着了急，正想怎么回答这个女奸细，小俞这孩子抢先说了话：“你问的正对！我们正想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出主意要绝食的！我们没看见小条——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送一个看看？真糟糕！”

“哦，傻妹子，你们不可靠，所以那些共产党才没有给这屋里送条来。活该咱们吃几天饱饭！陪着她们，她们强迫我也饿饭，可受不了啦。”伪装囚犯的女奸细饿极了，来到这儿再也掩饰不住她那丑恶的真面目。

突然，小俞变了脸。她瞪着眼睛盯住那女人，狠狠地向那虚肿的脸上呸了一口唾沫：“呸，你这臭女人！真正不要脸！真没骨头。这么馋嘴！你怕挨饿，上这屋来也白搭，我们也就要绝食啦！”

那个女人愣住了，道静望着小俞那机灵、气愤的面孔，脸上浮上了浅浅地看不出的微笑。沉了一下，她对女奸细说道：“谢谢你来给我们送了消息，不然我们也要变成罪人了。”

她把眼睛转向小俞，坚决地用几乎是命令的口气说道：“小俞，咱俩不能再延迟，从现在起咱们不要再吃任何东西啦！”

小俞点点头。忽然扑簌扑簌掉下眼泪。她一边掉泪，一边对道静小声说：“林姐姐，我听你的！郑姐姐死了，我什么都听你的——听你的话好吗？”

那女奸细脸孔转向她俩，盯住她们，好像不认识她们似的，仔细听着她们的每一句话，看着她们的每一个动作。

（节选自杨沫《青春之歌））

材料一：

近年来，绘画界对中国画的造型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诸多方案，但都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中国画的造型问题，很少对造型观念进行创新。要想解决中国画的造型问题，除了要采用一定的造型手段、方法，还要更新造型观念。中国画不论山水画、花鸟画还是人物画，在造型方面的探索都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然、模拟自然，而是建立一个有趣味的形式，来构造一个画外之境。

中国画的造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写实阶段，对物象的形态进行客观描绘，解决物象“形”的问题，发现自然物象之美。第二阶段是造境阶段，即认识“情”与“境”的阶段。在第二个阶段，画家不再局限于物质存在的真实世界，而是超越“形”本身的束缚，通过描绘物象形态构造意境，传达情感，构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西方写实性造型观念与中国写意性造型观念是不同的，西方绘画注重对客观物象“形”的描绘，中国画更注重画面意境的营造。初学绘画的学生在学习了写实性素描之后，再学习中国画会产生一些困惑，在创作中国画时仍采用严谨的素描造型方法，创作的作品不伦不类，缺乏中国特色。

要想改革中国画一定要先改变绘画观念，一定要了解中国画造型规律，深入挖掘中国画造型手法的优势。第一阶段求“广”“博”，第二阶段求“深”“专”，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第三阶段的“新”，也就是说，要经历前两个阶段，才能创造出新的不同于西方亦不同于文人传统的有自身民族特征的中国画。实际上，中国画一直以来追求的不是对“有”的探索，而是对“无”的追求。中国画不是在描画客观的物象，而是通过有“人格精神”的物象来展现自身的品格修养，通过笔墨创造一个超越自然的艺术意境。

造境注重的不是形似，而是对“无形”与“白”的认识与琢磨。“白”即“空”，空白在中国画中不仅指画面中的无画处，还指“参加万象之动的虚灵之‘道’”，霍去病墓石雕没有对石头进行过多的打磨与雕琢，而是让石头呈现出本身的色彩，利用石头本身的形状、起伏、肌理等自然形态的模糊处、未雕凿处展现材料质地本身的美，通过空白处彰显雕塑的艺术价值。

我们也可从中国古文字的空白处感受到汉字的结构美、形体美、意境美。古人在创造汉字时，每个汉字的笔画或部件就是一个意象，而整个汉字表现的是由这些意象组成的一种意境。例如“马”的古文字，线以外的空白处与线所形成的“象”是对“意”的追求，呈现出一种意境，而不是对客观物象的模仿。

中国画的艺术意境体现了画家的艺术思维，这种艺术思维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画家在创作中关注“空”与“实”之间关系的同时，更重视“空”的价值，一般通过留白艺术手法营造画面意境。

中国艺术的造境，体现为给画注重留白，雕型注重在材料的模糊处、未雕凿处（即“空”处）展现材料质地本身的美。无用乃大用，无形乃大形，中国艺术追求的是“大象无形”的境界，在“空”与“无形”中给观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创造出象外之境。

（摘编自寇馨月《谈中国面的造型与造境》）

材料二：

自古以来诗与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轼对王维的评述：“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借助于文字的表述，而画利用构图来表达。诗与画在材神上是相通的，在意境上也是相互默契的。富丽的语言可以为我们描摹一个“画境”，清丽的语词可以为我们营造一片“诗境”。中国的山水诗历来就注重画意的营造，如大小谢（南朝宋诗人谢灵运与其弟谢惠连）的描摹自然，以形似取胜，以及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唐朝诗人齐己的咏物诗《早梅》：“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诗人以清丽的语言，含蕴的笔触，刻画了梅花傲寒的品性，素雅的风韵，并以此寄托自己的意志与情愫。诗中将早梅描写得清润素稚，抒情含蓄隽永，作者早年曾热心于仕禄，有着雄心抱负，然科举失利，才华不为赏识，故常有怀才不遇之感，诗中语言清润平淡，无雕琢之痕；突出早梅不畏严寒、傲然独立的个性，营造了一种高远的境界，蕴意十分丰富。“意”与“象”应。“情”与“景”合，营造了美的艺术境界，

诗的意境美同样在柳宗元的山水诗中呈“诗画相通”之势，其早期《渔翁》《江雪》等诗歌，是历来西家所表现的主题，而柳州时期的山水诗，更是凭视觉语言凸现柳州山水所特有的质感，唤起我们丰富的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图画，突破语言局限，显示语言的画意色彩，柳宗元的“诗境”亦如“画境”，他的山水诗很少色彩鲜明和精心构图的画面，而是透过一个个鲜明意象，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传达特有思想，其重点不在画面构图，而是诗境的营造。

（摘编自王仁秀《浅谈诗与画的审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