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60至90年代，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李鸿章等一批封建官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共和制道路”，发动了武昌起义，最终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1917年，以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思潮主流。

——摘编自刘仓有《简析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材料二   20世纪初，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与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破除了对儒学的迷信；五四运动的洗礼，破除了对西学的迷信。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感召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武器。

——摘编自袁银传、兰国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1919年，李大钊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并全面阐释了“新亚细亚主义”，构思了实现民族解放与自决，建立“亚洲联邦”，进而建立“世界联邦”以期实现“世界大同”的三部曲。他强调民族解放与自决原则、国家间平等与合作原则、弱小民族实现大联合原则，以及公理人道与开放包容原则等。李大钊从个人、国家、国际关系和全人类等四个维度，触及事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宏大课题，具有鲜明的超前意识，展现了一代思想家的眼光与风貌。

——摘编自杜品《从“亚洲联邦”到“人类一体”：李大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期探索》

材料二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同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旗帜和方向。2020年，面对来势汹汹、起伏不定的复杂疫情，习近平首次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主张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疫情防控、诊疗方案、疫苗开发等方面的深入合作和交流，守望相助，携手抗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谱写又一生动篇章。

——摘编自胡凌艳《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探析》

材料一   羁縻的第三点要义，在于因俗而治，正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用制度、文化和技术引导并逐渐改变夷狄，而不直接对其进行统治。在这方面，唐朝尤为成功，通过广泛建立羁縻府州制度，极大地扩大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影响。唐朝近三分之二的地区为羁縻府州，这是羁縻政策的制度性发展。羁縻州府的设置，将许多民族首领纳入府州的地方制度之内，并授予他们官职。当然，羁縻府州同州郡还有显著区别，其首领担任的官职可以世袭，其也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摘编自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增订版）》

材料二 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唐朝在西域的经略，通往西域的交通大开，形成了自汉代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极盛高潮。当时中西交往空前繁荣，亦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唐朝与西方的交通，除了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繁盛，这一时期因此也被称为“丝路的黄金时代”。

——摘编自武斌《丝绸之路全史（上）》

材料   梁济之问——世界会好吗？

●梁济（1858～1918年），清末举人，他的思想遵循着传统儒学内圣外王模式，但又深受经世致用观念影响，他主张在维护现有秩序下，通过吸收西方文化，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梁济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他创办《启蒙画报》等报刊，捐款兴办新式学堂，为民间戏剧撰写歌词，采用通俗方式启发民智；任职期间积极兴办工艺工厂，采用机器生产。辛亥革命后，梁济的思想是复杂的，虽对清廷不满，但深受忠君死节观念的影响。面对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梁济再次失望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兵祸蔓延、人民苦穷的现状，于民国七年冬天的清晨在积水潭身亡，留下“世界会好吗？”的遗言，这被称为梁济之问。

——摘编自李新国《清末民初京津地区中下层士绅的心路历程（1860～1920）》

●梁济，一亡清之部员耳，以世受国思，情深故主，毅然投水以死，死固得其所矣。顾梁氏所以不死于清帝逊国之时，又不死于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延至今日始死，岂不太晚？意者，梁民之不速死，盖犹有希望耳自欧战告终，德皇逊位，奥匈俄等，将尽变为共和国，则二十世纪中国不容有君主之政体矣。梁氏默察伤，势穷望绝，乃不得不死欺。

——摘编自1918年《申报——自由谈》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世风沉沦与社会失范，梁济选择了有计划地殉清，希望以此种方式实现生命超越，唤醒世人觉知。他们通过以死抗争之举来体现强烈的国家意识，希望通过重新找寻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来规范社会行为，拯救世风人心。

——摘编自王志通《为国身死》

材料一   秦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多地以设郡。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管子·法禁》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把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人民也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着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认为不合理之举，甚至认为是反常之态。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政治五千年》

材料二   元朝实现较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并明确边疆地区与邻邦较清楚地分开。元在京师周围地区设“腹里”直隶于中书省外，以元军分别占领和控制的若干军事镇戍区为基础，分别设立江浙、云南、湖广等十个行省。行省辖区广阔，并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在行省之下，边疆地区设立土官制度。明朝在边疆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并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清朝前期在消除割据、加强国家统一与边疆开发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为解决有效统治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元明清三朝统治650余年，是中国历史版图正式形成、边疆地区经济文化较快发展、边疆社会面貌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一：到1951 年上半年，村里分地，我帮忙登记。那时，天天都在村部，与农会的干部同吃同住。我们家也分了一点地，大概十来石。有了地的农民，大家很上心，忙着给自家的地增肥。过去到了冬天，农民们基本不干农活。土改过后，冬天大家也下地了，做些平整修补的活计，地里连一块石头都给捡出来，崩掉的缺口更是修得好好的。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 平常就是喂的是菜和猪草，催肥的时候喂粮食。猪吃得多，拉得也多。还   有鸡，鸡粪也多了。肥料就有了。这样，农业生产很快就上去了。我们村的情况是，产量翻了番。

——摘编自《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1949—1978）》

材料二：1998年10月，有亲历者总结农村改革过程时指出：“农村改 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夹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出现了改革力量得以成长的环境，农民的力量得到显示，各种政策主张得以充分释放。

——摘编自《农村改革第一次政策突破》

材料三   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须证工作，确定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物权保护，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九”，巩固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新时代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坚持把依法维护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 不动摇。要运用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好农村承包地管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