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前中期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已出现客籍雇工，不仅有外乡的，还有外县的、外省的，甚至北方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南方雇工……这一时期，多数雇主雇的工人人数在十人以内，但在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雇十几名、几十名、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工人的情况，雇十几名以上工人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冶铁业、采煤业、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伐木业等。如陕西一个“大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

——摘编自李治亭主编《清史》

材料二   统计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头3年间，有300余万农民进城就业，占同期城市就业人数的30%。1957年至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4%。于是，1960年年底，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企业的关停并转，精减大批城镇职工返回农村，实行“逆向转移”。从1979年到1997年的18年中，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在主要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渠道的这次转移过程中，呈现出自发转移的特征。2002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并要求各地认真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劳动合同管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摘编自兰荣禄《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

材料一

——据(日)关志雄《从GDP规模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材料二   《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从关心群众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他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的事情”，看成党和人民的“最大的政治”……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和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以解决吃饭问题。然后逐步从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沿海到内地进行渐进式改革。首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过渡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摘编自聂北茵《改革开放40年成功的“中国密码”》

材料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有利于我国更好把握国际战略主动权。……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在多极化发展轨道上的速度明显加快。发轫于20世纪的科技革命仍在加速推进，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同时也为各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摘编自颜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演进、机遇与路径》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一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援；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

——引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二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领导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政党。……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事关大一统的制度考虑。中国的大一统社会一直存在着基层社会自发的封建化倾向，当这种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瓦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顽疾，就必须要废除其经济基础——土地私有制。最后，中国在1949年建国时国家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常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尽快建立起国防工业，因此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

——改编自寒竹《民族复兴百年进程的历史逻辑》

材料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这一制度变革使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84年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城市体制增量改革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1992年至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协调改革时期。……渐进式改革道路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产物，其中增量改革、试点推广、改革和开放互相推进都具有开拓性。

——摘编自张平、楠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

材料一   康熙帝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代不仅通过设置东北三将军、伊犁将军等在陆路屯重兵于边疆，在海疆亦设立全面的防御体系，定期巡边。边疆将军管理所辖区的边防、屯田、贸易和征税诸事务。清廷还对边疆各族采取盟旗、伯克和土司等管理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强调其地方行政由本民族人士负责，并长期严禁其他民族人口流入边疆。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