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前中期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已出现客籍雇工，不仅有外乡的，还有外县的、外省的，甚至北方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南方雇工……这一时期，多数雇主雇的工人人数在十人以内，但在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雇十几名、几十名、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工人的情况，雇十几名以上工人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冶铁业、采煤业、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伐木业等。如陕西一个“大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

——摘编自李治亭主编《清史》

材料二   统计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头3年间，有300余万农民进城就业，占同期城市就业人数的30%。1957年至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4%。于是，1960年年底，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企业的关停并转，精减大批城镇职工返回农村，实行“逆向转移”。从1979年到1997年的18年中，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在主要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渠道的这次转移过程中，呈现出自发转移的特征。2002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并要求各地认真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劳动合同管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摘编自兰荣禄《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

材料一   永乐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虽参与对国家机务的处理，但品秩低微，仅正五品，而且“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洪熙皇帝即位后，将内阁大学士的官秩提升至正二品，又加封他们“公”“保”等荣衔。 宣德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内阁制度，为其设置了制敕房、诰敕房等官署，又令内阁大学士提出处理意见，即“票拟”，形成了“阁职渐崇”的局面。与此同时，为防止内阁权力的过度膨胀，宣德皇帝打破朱元璋“不许宦官识字”的禁例，设立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命翰林学士陈山等教授小宦官读书。还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皇帝批阅章奏。所有章奏，除“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刘文正(统勋)公，丰范严正，如对神人……每值军机处，闭目坐，闻人言事偶误，张目侃侃直陈。 内侍传赐食物，谢恩祗领，从不与内侍交一言。……其端严慎密如此。

—摘编自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

材料一 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开眼看世界，重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查和了解，并译介、出版关于西方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东方各国了解西方的珍贵资料，它的出版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但对后来知识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学者思想和学术转型较19世纪中期更进一步。在政治思想领域，19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一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援；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

——引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二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领导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政党。……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事关大一统的制度考虑。中国的大一统社会一直存在着基层社会自发的封建化倾向，当这种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瓦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顽疾，就必须要废除其经济基础——土地私有制。最后，中国在1949年建国时国家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常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尽快建立起国防工业，因此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

——改编自寒竹《民族复兴百年进程的历史逻辑》

材料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这一制度变革使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84年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城市体制增量改革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1992年至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协调改革时期。……渐进式改革道路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产物，其中增量改革、试点推广、改革和开放互相推进都具有开拓性。

——摘编自张平、楠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