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谷一“气声唱法”的争议

从1978年开始，港台的流行歌曲尤其是影响最大的邓丽君之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东南风，吹入了中国内地。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本次会议不再继续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是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79年12月，李谷一使用邓丽君式的气声演唱了纪录片《三峡传说》的插曲《乡恋》。该歌曲还采用了探戈的节奏，配器也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在此之后，《北京晚报》等就对其唱法和演唱风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种对外来流行歌曲的模仿毫无价值，有的人干脆称李谷一是散播靡靡之音的“李丽君”，“使用气声是低级、庸俗、下流的”。因为存在巨大争议，电台、电视台曾停止播放《乡恋》这一歌曲。这种状况直到1983年才得以改变，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以观众点播的方式推出《乡恋》，李谷一才算摘掉了“李丽君”的帽子。

——摘编自曹桦《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文化轨迹与审美流变》

材料   下图为《姑苏繁华图》（局部）。它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创作的一幅纸本画作，完成于18世纪中后期。该图以苏州当时繁华景象为创作内容，构思巧妙，笔墨精道，气势宏大。虽不免有粉饰之处，但与历史文献相印，不失其实，故不愧为一件写实的杰作，是研究二百多年前“乾隆盛世”的形象资料。粗略计算，全幅画有各色人物1.2万余人，各色房屋建筑2140余栋，各种桥梁50余座，大小官船、货船、客船、杂货船、画舫以及竹筏等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乐器、盆景和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作者在题跋中写道： “钦惟我国家，治化昌明，超轶三代，幅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有。臣幸遭逢之盛，图写太平，为盛世滋生图一卷，臣执艺所有事也……我皇上銮舆再奉，行庆施惠，有加无已。斯地斯民，故能感激鼓舞，乐乐利利，交相劝勉，共为盛事之良民。”

——摘编自杨琪《中国美术五千年》

材料一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中西新旧文化冲突融合的复杂阶段。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逐渐从整体性上反思与区分传统文化。陈独秀指出，“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儒家纲常名教“不足支配今之社会耳”，应当被社会潮流取代。李大钊认为诸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等美德，是儒家思想留下的精神财富，“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后来，中国遭遇的外交屈辱引发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思。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虽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发达的工业，“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另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的空想性，并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激烈论战后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吴向伟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选择》

材料二   社会主义思潮经历了时间和实践的淬炼，有的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被逐渐发扬光大；有的影响日渐式微，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任何制度要想有长久生命力，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了蓬勃生机，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历史的必然。

——摘编自陈浙闽《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历史价值》

材料一   苏轼对于商鞅变法可以很快使国家富强起来，虽不否认，但认为这样的政策法令太过倾向于国家利益，民众却未必能得到多少实惠，特别是在变法初行阶段，会让民众不理解或超过其承受程度而产生怨怒与抵触；并且变法措施重利而轻义，推行峻法酷刑而弃用道德教化，“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苏轼进而在《商君功罪》一文中提出了“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的观点，认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没有很好顾及民众的舆情与实惠，即使夺取天下，也会很快丢失。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材料二   秦自孝公以后至于始皇，相传六代，沿守着商君的法制，奖励耕战，勤俭建国，发愤图强；又加以得到地理上的形势，居高临下，俯瞰着东方六国，远交近攻，进行蚕食……因此，秦虽变法最迟，而却收到了最大的成功，变法以后仅仅一百三十年，在秦始皇的手里终于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同时也完成了此后统治全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大封建局面。

——摘编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

材料一   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有其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共同之处是认为海外贸易可以，缓解“国库之急”。其差异之处在以下几位人物的论述中有一定的体现。李觏指出：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币）货，不可不察。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商人为高丽雕造佛经载往彼国获利，后又栽高丽僧侣束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叶适对于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城”，而地方官却体恤百姓，不趁机增加赋役的做法十分认可。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把海外贸易的观念上升到经济思想的高度。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这些人共同主张鼓励官、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增加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格劳秀斯更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接受约束，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利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

材料一   毛泽东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到三个月便第一次踏出国门，时间长达两个多月，终于“虎口夺食”，取得了令他满意的结果。回国一个多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中苏条约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次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摘编自沈志华《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

材料二   尼克松在20世纪50年代曾以反共反华著称。不过，作为一个具有现实感的政治家，他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到60年代中期出现了变化。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虽然重复了攻击中国的陈词滥调，但又暗示了美国修正它的敌视和排斥中国的政策的必要，第一次含蓄地提出了同中国接近的主张。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又间接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70年10月1日，尼克松向《时代》杂志的记者公开表示了访华的意愿。

——摘编自袁明《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623年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等人称颂“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建议日本政府重用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建立以大唐为蓝本，“法式备定”的封建国家。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到唐昭宗乾元元年，日本共正式派出19批使节。留学生全部随遣唐使入唐，均为经过日本朝廷精心挑选，有较高素养的人才。日本留学生分散在国子监六馆学习儒学、文学、佛学、律令等各种课目，其生活费由唐朝政府补助。留学生的习业内容有明确分工，有意从不同方面吸取借鉴唐朝文明成果，补日本之短。

——摘编自姚嶂剑《遣唐使：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

材料二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896年清朝首次向日本派遣十三名留学生，1906年留日学生数达到八千多名。日本逐渐成为中国接触西方和日本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的窗口。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等翻译团体，翻译了国外大量政治、文史、军事、理工、农业、医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革命舞台的一部分。黄兴曾是官费留日学生，1904年谋划起义失败后又与宋教仁等一同亡命日本。留日学生视黄兴等为英雄，追随的人甚多。

——摘编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材料一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桐城县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具有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致用思想。姚莹母亲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

——摘编自施立业《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姚莹卷》

材料二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担任台湾道，领导台湾人民击败英国的进攻。他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搜集外国书籍。鸦片战争后，更注意寻求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他认为：要雪中国之耻，首先需要知道敌人的虚实。书生眼光短浅，不勤远略，对海外夷势夷情，平日不肯讲求，一旦外国猝然来攻，惊若鬼神。这种拘迂之见，误尽天下国家大事。他对英、法、俄等国的情况，印度、尼泊尔入藏的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英国在吞并印度之后，早已蓄谋窥伺中国的西藏，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