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贯南北，文脉承古今。

材料一   隋朝时，在已有天然水道和人工运河的基础之上，开凿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某同学为进一步了解大运河，翻阅书籍，看到如下描述：

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杜佑《通典》

材料二   某同学从书中摘录了有关隋朝大运河的评价，并制作了如下书摘：

书摘一：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唐）皮日休《皮子文薮·汴河铭》

书摘二：隋炀帝开凿运河，本是惠及百姓、泽被后世，利国利民的工程，但因劳役过于繁重，反而成了一项虐政，加速了农民起义的爆发。但是运河的开通，对于以后唐、宋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上册）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主要代表的洋务派，发出了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呼声。他们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质疑儒家经典、科举取士的现实价值；首倡学习西方科技，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改革社会，抵御外侮，提倡学习“西学”，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掌握西语，了解西技。这是中国近代人才观变革的开端。

——摘编自胡婵《洋务运动时期的人才观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根据新的人才标准，洋务运动时期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具体见下表

洋务运动时期所办新式学堂简表

——摘编自王哲《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起与中国近代化》

材料三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从1978年到1992年，我国教师总数由899．4万人增加到1036．7万人，高校毕业生由16．5万人增加到60．4万人，科技人员总数1978年435．68万人，到1992年，仅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就上升到 1759．7万。图书馆由1218个增加到 2558个，县级文化馆由2748个增加为2900个；1979—1998年获国家发明奖290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297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6651．9亿元。

——摘编自罗洪铁等《邓小平人才思想研究》

材料一　　董仲舒根据时代需求，以先秦孔、孟、荀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吸纳了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诸家的思想，以性善情恶的人性论为基础，大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教化，形成了适应当时国情民性的新型价值系统。汉宣帝自称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既是刘汉王朝的内心直白，也是对董仲舒构建礼法合用治国模式的肯定。

——摘编自李宗桂《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

材料二　　佛道理论的精细化充分暴露了儒学的内在弱点。如何完善自身以及重回学术的至高地位，这成为儒学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使命。朱熹认为“释、老之书极有高妙者，句句与自家个同”，而现存的礼书对古礼删削颇为有限，难以通行至民间。有感于此，朱熹便以司马光的《书仪》为底本，复加删削，成《朱子家礼》一书。

——摘编自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

材料三　　顾炎武作为先锋性的代表人物反对“空谈之学”，力倡以“修已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顾炎武主张人的内在本质即为“人道”，“人各有私”，“有私常情”。在顾炎武看来，“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

——摘编自许苏明《顾炎武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