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辜榷（今译独占）专利之事，为斯密氏（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各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

——1901年严复

材料二   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籍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现中国各省局厂仿用外洋新机，仿造专利机件不少，且正欲各处推广制造以挽权利。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远不能振兴制造，即现有之各省制造各局枪弹炮药各厂仿效外洋新法新机者，必须立即停工，中国受害实非浅鲜。……若准保护美国专利牌照，是自塞其智慧。

——1903年张之洞针对中美商约谈判给中国谈判代表的电文

材料   大革命失败后，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去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出于对现实和未来的关切，各党派、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讨论。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古典封建派否认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主张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已经解体。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另一派不同意陶希圣等人维持“封建”古义，而对“封建社会”别作诠解，确认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封建经济、封建政治逐渐解体，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故现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虽然参与论战的各方人士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大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依据。1933年，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战场《读书杂志》的停刊，论战逐渐降温。

虽然中国社会史论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停止了，但由于论战并没有取得统一意见，论战讨论的问题又触及中国历史的根本，若想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历史的特质及其发展脉络，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受到高度重视，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的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并延伸转化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可见这场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备受社会瞩目的社会史大论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摘自杨振红《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等

材料一 宋代在地方行政制度上，规定地方长官由文官出任。地方行政架构为路—州—县三级制，其中，路一级不设最高长官，而是分设转运使（负责财政，将地方赋税转运中央），提刑使（负责司法），安抚使（负责军事）等。地方财赋除少数外，大部分要转运中央。地方厢军中强壮者升入禁军，弱小者留厢军。

——摘编自曾凡亮《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沿革》

材料二 忽必烈建元朝后，为了适应攻取南宋，中书省宰相被派往各地处理临时军政事务的形式频繁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行中书省。元代行省掌军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粮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并在财政的上供和留用上实施三七分成的政策，但事无巨细，皆需咨文申禀中书省。元代行省实行的是种族交参和群官圆署制，即官员由是蒙古、色目、汉人交参任用，在决策上需集体参与，并以押署的形式定议。行省下的地方官员需要定期接受朝廷的考核，受命于朝而后仕。行省的疆域划分上打破传统，重新整合，如：将四川汉中划入陕西行省管辖范围内，湖广行省管辖岭南、广西等区域。

——摘编自乌云高娃《元代行省制度之现代价值》

材料   旅美学者魏特夫说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属于治水文明，因此中国发展是循环缓慢的。其后伊懋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论”，认为中国宋代社会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发达水平，宋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明清时期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陷入了高水平的陷阱，一方面高度的农业集约化要求增加资本，另一方面人口过度增长阻碍了资本积累，因此中国只能高水平停滞。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中国明清时期“有增长无发展论”，从而把“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特别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明清社会经济“过密化与内卷化理论”，认为明清社会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无质变，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指，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表述多种多样，但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没有发展，自身不可能产生近代性因素。

——摘编自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述论》

材料一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东、中西部地区主、客户（宋代以土地的有无作为评判标准，分为主户与客户）情况

——据《文献通考》整理

材料二   观点一：王安石：“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蔡襄：“民有智能者，乘时趋利，为农则兼并，为商则高下，取天时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强，奢靡冒法，出于王公之上，此古所谓乱俗之民，可诛者也。”

观点二：“今者州县有十等五等之别，一有均敷，曰上户；一有追呼，曰上户；一有差徭，曰上户。为上户者不胜其劳”“士大夫类曰抑强扶弱，而不知安富恤贫亦所以为政也。田里贫则国家贫，田里富则国家富，田里之财即国家之财也。”

——摘编自李华瑞《宋代“兼并之家”考析》

材料一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在中国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共六幅拼接而成。 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 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五大洲相对位置，中国居图中心。序言中有“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阿非利加），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亚美利加），曰墨瓦蜡泥加（麦哲伦之洲）”等信息。 但由于当时地理学知识有限，图中误将大洋洲和南极洲两片大陆绘为一体。一些士大夫将此图斥为“邪说惑众”，并且攻击说：“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材料二   考据学在清代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倡汉儒的训诂考订，又称汉学、朴学。又因其主要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其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

清代考据学起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提倡汉学，但不泥古，强调通经致用。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始终对汉族抱有严重的戒心，但与元代不同的是：一再标榜所谓的“满汉一体”，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造成一种重视文化的假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考据之学遂盛。 而乾嘉考据学派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段玉裁所写《说文解字注》，在文字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王念孙所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则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