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以来，原有的宗族组织逐渐解体，基层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北宋庆历、皇祜年间，范仲淹于苏州购置田产千亩，设立义庄，义庄制度由此开始。宋代义庄的救助方向主要集中于族内的贫弱者，会稽新昌人石允德所建的义庄，“以给族之贫者”。南宋时期，义庄继续发展，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以江、浙、福建为多。江西乐平人王刚中，买田千亩为义庄，“又筑室为家塾，凡族子之胜衣者皆进于学”。福建崇安江氏，“尝以余财创义庄，辟塾延师，聚族教养”。宋代义庄的出现，使宗族的救恤形式向制度化方向转变，族人之间近似虚无的血缘概念逐渐走向有内在经济关联的严密组织。

——摘编自李学如《宋代宗族义庄述论》

材料二   英国自16世纪起就实行由国王任命的治安法官主导下的法治型地方自治，行政只是治安法官的一种附属职能。19世纪30年代，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地方治安交给了警察部门，司法由改组后的统一法院承担，地方行政交给了新建的地方政府。1835年，<市政法案》出台，确立了地方共同体自治原则，地方事务由全体地方居民自主决定，建立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根据工作需要，议会下设各种委员会，为民众提供生活安全保护、教育卫生服务，办理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商业贸易等事务。

——摘编自程汉大著《西方宪政史论》

材料一   秦及西汉初年，天子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诸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由于以上缘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天子颁下诏书差不多都以“制诏”二字开端。经过前速简单程序，即成正式诏书，交宰相机构执行，毋需再经什么部门审核了。

材料二   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著《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一   秦汉时期，真正地确立起几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法制传统。西周提供了“礼”，一种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习惯法，经儒家学说理论化而系统完善；秦汉提供了“律”，一套以惩罚为主的严格的行为规则，经历朝修订与注疏而至大备。但是，“礼”与“律”只是掌权者统治民众的工具。与皇帝的意志相比，它可随意被更改；与民间情理相比，它可常常被遗弃。它借以施行的力量，不是基于永恒的正义，而是基于可怖的暴力。

——摘编自焦峰《契约精神的自然法背景》

材料二   古罗马人在文化方面原创性的东西不多，但他们的法学理论却成熟完备，丰富精深，西方现代立法理论三个最重要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不容侵犯，在古罗马法中均有充分体现，它们在罗马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罗马法律之所以能超越古代东方乃至古希腊的关键在于，古罗马文明实际上融合了数百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观念。

——摘编自陈刚《自然法·所有权·契约观念——罗马法的精神》

材料   要议会民主政治，就必须要有法制的传统。而要有法制传统，又必须要有个人权利意识。要有个人权利意识，又必须要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发达，又必须要有中产阶级社会。要市民社会的发展，需要知识的教育，需要发达的信息的传播。……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就是在一个高度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上面，安放着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两者之间无法有机地结合。

——萧功秦《百年中国现代化中的六次政治选择》

材料一   在汉初的几十年，虽然废除了秦王朝个别过于残忍的法律条文，但就司法体系和司法实践而言，几乎完全因袭秦王朝。当时以贾谊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几乎一致建议汉王朝约法省刑，以安定民心。董仲舒认为，要克服汉承秦制的弊病，不在于法律制度的小修小补，而关键在于改变汉王朝的指导思想，换言之，就是以《春秋》作为汉王朝最高法典，以《春秋》决狱，以《春秋》作为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

——摘编自马勇著《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材料二   如果说古代中世纪的法学家们经过他们的努力使罗马法为人类民法的系统化法典化铺垫了良好的历史基础，成为孕育《法国民法典》的历史摇篮，那么，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则将这种努力直接变成了成功的果实。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成为人类民法史上一位备受瞩目的时代“骄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传承罗马法的一部辉煌的经典，也使法国成为大陆法系的创始国和重要代表。人们盛赞法国人对世界法制的贡献，而法国人却真诚地担言“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就我们的立法完善性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罗马人。”。

——摘编自叶秋华《论〈法国民法典>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