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体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改革开放后、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对国家立法体制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1986年地方组织法赋予了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层次的立法体制逐渐形成。

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立法基本原则，构建了立法权限基本框架，规定了立法具体程序以及立法的监督。

根据人大代表的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是立法法继2015年后第二次修正。这次修正完善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合宪性审查制度、地方立法权限与机制、监察立法和立法体制机制。

——摘编自汪娟《立法法修改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和地方立法工作建议》

材料　孙中山认为美国宪法随着文明日进，已产生不少流弊。他看到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能够“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提出政府应建立“五权分立”体制。五权各自独立，分别由整个国家的专门机构行使，使中国成为一个“庄严华丽的国家”。他又认为欧美代议制民权尚不能切实而普遍于个人，主张人民应直接享有创制法律、复决法律、选举官吏与罢免官吏的权力。他还认为，欧美大凡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因此，他主张将国家大权分成人民权和政府权，即政权和治权两部分。政权应完全交给人民，治权则应完全交到政府机关之内。他将人按天赋聪明才力不同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前两种人可以行使治权，后一种人可以行使政权，三种人分别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缺一不可。

——徐辉琪付建成《宪政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