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般说来，魏晋南北朝在较长动荡时期的典型乡村居住形式是坞堡垒壁，一旦政局有相对较长稳定时期，则会采用或推行乡里制度，民众居住以没有防御功能的聚落为主。从乡村民众居住形态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常处于防御住坞堡垒壁与普通村落里居的纠站之中，这反映出动乱时期政府对前者的管控十分有限，乃至有时完全失控，而对后者则绕进行有效管控，从中亦可见“里”级管理向“村”级下移之趋势。

——摘编自汤勤福《魏晋南北朝乡村聚落的变迁》

材料二   隋唐乡里制度根源于北魏三长制。隋唐时期，无论隋朝开皇三年令“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里），闾四为族（党）”“五百家置乡正”，开皇九年制“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还是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均以户口作为编排乡里的根据。在其编排之初，就不得不考虑到村落的大小规模而对“里”的编排作出调整，并在制度上确立了“村”的地位。“乡”更有其明确的地域范围，但乡里编排的基本原则仍是户口，这是没有疑问的。

——摘编自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

材料一   1601年，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开国家救济先河。在英国的影响下，瑞典也于1763年颁布《济贫法》。在政府开始意识到社会保障责任的同时，民间已逐渐形成劳动者自主性的共济组合制度，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两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一般说来，社会保障制度化有赖于国家的财富积累，而国家财富积累的一条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技术革命的推动，英、德、美等国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工农业产值和国民收入都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财富的积累基本能够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供给，一部分国家甚至发展成为“福利国家”，如英国、瑞典。

——摘编自方青《西方近代工业化与社会保障》

材料二   清末民初，救助能力十分有限的传统善堂无法满足亟待救济的灾民之需，为了开展更为有效的救助，很多有志之士进行了尝试，其中以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最具代表。天津广仁堂与以往的善堂相比有很大进步，实现了部分地域的突破，将南方善士和北方灾民紧密联系起来，是“南人办北事”的成功案例。与天津广仁堂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不同，上海广仁堂经费主要来源于盛宣怀名下的地产、股份及盛氏企业赞助，并无政府拨款，活动自由度较高，这表明民国初年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已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摘编自张帆《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