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3年9月，英国抢先宣布黄金禁运，其他国家也竞相限制黄金自由流动，并因财政支出陡然增大而无限制增发纸币，金本位制遭到破坏。1922年，国联在热那亚召开世界货币会议，英国提议欧洲回归金本位制，主要国家以黄金作为外汇储备，其他国家以黄金和外汇混合作为储备。这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金块本位制（即国内不再流通金币，只发行有一定含金量的银行券，银行券兑换金块有最低数额的限制）实际上是希望欧洲各国放弃与黄金挂钩，而与英镑挂钩。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美国强烈反对并重返高关税政策，逼迫欧洲国家将黄金储备持续移转美国。1925年，英国率先宣布恢复金块本位制，法国紧随其后，美国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则采行以英镑、美元、法郎为国际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这种金本位制有着严重缺陷。各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竞相窖藏黄金，提高本币黄金保证比率，国际信用关系瓦解，最终酿成1929年的经济危机。
材料二 1933年6月，为缓解金融危机，国联召开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是核心议题之一。会议召开前后，美、英、法三国中央银行代表在场外进行非正式会谈。但是，因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最终导致该次会议无果而终。及至1936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各自利益，纷纷成立排他性货币集团，国际货币体系分裂为“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黄金集团”（即“法郎集团”）等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竞争的同时也酝酿着协调，1936年，英、美、法先后达成“三国通货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三国同意维持各自货币的对外汇率水平，承诺共同合作，保持各国货币关系的稳定，并明确美元与黄金及其他通货的联系。然而随着“二战”的展开，各国竞相实行外汇和贸易管制，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行走于崩坏的边缘。
——以上材料均摘自宋佩玉《近代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建构——全球视角和中国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20年代英国恢复国际金本位制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萧条时期国际货币关系的特点。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认识。
材料 下图为2002年湖南少数民族自治州龙山县出土的里耶秦简（部分），内容多为政府档案，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里耶秦简的史料价值。
材料 中国历代官员考核标准变化很大，但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政绩”标准。包括对一般性行政官员的考核和业务官吏的考核：对一般性行政官员如部门首长和地方行政首长，则考核其所属部门或地区的户口增减、垦田多少、钱谷收入、盗贼狱讼、教育水利等，也就是说，是综合指标的考核；对担任专门业务的官吏，其考核依据不同的职事制定不同的标准。二是“道德”标准。我国传统是礼治治国，比较重视官员的道德水准，于是官员的道德水平也是考核重心。在隋以前是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在唐宋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不懈；在明清是清、慎、勤等。这些被认为是所有官吏必应具备的品德，也是考核的基本内容。
——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寓活力于秩序》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官员考核标准。（要求：论题明确，表述准确、史实充分、逻辑严密、论述成文）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展的新制度，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族的主要标准，废除田地的封疆阡陌，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作出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商鞅变法在地方治理上的“制度创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商鞅变法的进步性。
材料二 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元朝形势图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行省制的特点。结合所学，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列举元代加强地方治理的举措。
材料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拓、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者、开创者和建构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陈少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
(3)写出2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地方治理方面的制度创新。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并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理由。
材料一：《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国君“为天子之同姓者十之六,天子之勋戚者十之三，前代之遗留者十之一，国中之卿大夫皆公族也，皆世官也”。
材料二：秦始皇设职授官，从一面看，是官僚政治的开始，从另一面看却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的终止。这一改变，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养士，聚徒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处士横议之风逐渐发展的结果。它从政治结构上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
材料三：见下图
(1)材料反映的是我国古代哪些政治制度？结合所学指出这些制度在巩固统治方面的作用。
(2)指出秦始皇“设职授官”的主要举措，分析这些举措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
(3)观察下图，指出三省的不同职能，简要说明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中央行政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材料一 封建西欧……像英格兰、法兰西这些概念，基本上是一种地域概念……现代人脑子里的“民族”观念，在中世纪是很模糊的。同时，“国家”的概念也一样模糊……因此，人们说在中世纪西欧，只有领地，没有国家……事实上，如果说中世纪西欧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是个天主教大世界，天主教是所有人共同的身份认同。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
材料二 1648年签订的《西荷和约》等条约确定了国家主权和主权争端的解决方式。主权原则的确立，使得在国家林立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尊重，确保了国家的独立……民族国家继承和包涵了王朝国家的国家主权，因而它首先就是主权国家。拥有主权是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一个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民族国家。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
材料三 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的历史并开启民族国家的构建，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构建进入实践阶段，并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相伴而行。一方面，为了适应民族国家体制对社会身份的要求，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对人口的社会身份进行了改造，将臣民转化为国民……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并且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皆围绕中华民族来加以论述。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本身与国家的直接而有机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发展的未来目标直接等同，所以，国家发展目标可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加以表述，并且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建设及塑造来实现。
——周平《中华民族的再认识》
(1)据材料一，说明中世纪西欧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淡薄的原因。结合所学简述14世纪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为对抗教皇而采取的措施，并指出其对法国后世国家形态演变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扼要说明主权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结合所学，指出《西荷条约》等条约所形成的国际体系名称及其这一体系形成对解决国际争端的意义。
(3)结合所学，说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法律上如何将“臣民转化为国民”的，根据材料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内涵。
材料一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按宋朝立法，地主是不可以阻挠客户退佃的。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口尤难记”。商人、佣工、流民……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城市，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
——摘编自吴钩《户口册上的中国》
材料二 明清时期，乡规民约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关注。明成祖朱棣一度以国法的形式颁布乡规条例。清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下，乡约完全沦为国家控制农村基层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乡民自治内涵……历史上的乡规民约表面上源于乡土，实际制定过程中却并无底层农民的实质参与，都是在地方精英（地主士绅）的主持下，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以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伦理纲常为目的所制定。尽管如此，乡规民约的内容仍然以淳朴民风、发展生产、维护治安、稳固秩序为主体，是古代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规范。
——摘编自周铁涛《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从社会关系和基层治理角度，分析宋代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乡规民约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封建时代加强基层治理的主要目的。
材料一 两汉的户籍是在秦朝户籍框架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是说两汉户籍制度就没有独到之处。汉代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而成，称为《九章律》，自此，关于户籍、赋税的户律便正式入律。其次，汉代户籍簿上要“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以及有无残疾、职业、爵位、财产等。为确保户籍登载的真实性，防止脱逃赋役，汉代还实行案比的制度，即户口调查，清算人口。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按照《宋史》记载：“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保正”。除了将所有的人户按照一定数额进行编排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行伍保法连坐制：“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如此则保内之人相互制约，互相监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三 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为市民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市民阶层的壮大及其发达的市民社团组织为持续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和组织基础；而中世纪前期的基督教文明普及使得市民阶层能够像“兄弟”般团结一致，中世纪城市社团组织都有强烈的宗教精神为基础。中世纪的城市最终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自治权利，并实际上形成了市民阶层的精英人士主导的城市自治格局。
——摘编自陈兆旺《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两汉户籍制度的“独到之处”。结合汉代赋税政策，说明汉代户籍簿上登记“年龄、职业”的必要性。(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保甲制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材料一与材料二所反映的基层治理制度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中世纪西欧城市自治的条件。结合所学，指出“精英人士”的构成。
材料一 西汉刺史由秦朝的监御史演变而来，汉武帝为了监察地方郡国，将全国划分为了13州，在中央派遣刺史进行巡查。初设之始其权高位卑，其主要职责为监察地方的官员及王国，“周行郡国”，“秋冬入奏”。到西汉中后期，随着刺史权力不断变大，日渐干预地方郡国事务，其职权广泛扩展至地方军、政、民、农、贡士等多方面。东汉时期，刺史实际上已经逐渐地方官化了。
——摘编自江田祥《空间与政治：汉代交刺刺史部治所变迁及其原因探析》
材料二 《大宪章》先以教会自由奠定王国公共秩序的基础，继而通过修正的封建关系重塑王国的政治结构，辅以司法改革调整王国的整体治理，确认、授予并维护了王国自由人广泛不一的主体权利。《大宪章》试图通过男爵委员会（英国议会的前身）平衡封建结构……既是传统封建契约的细化，也是传统封建契约的革新。《大宪章》既形塑了中古英国的国家之制，又展现了中古英国宪制的整体图景。
——摘编自王栋《中古英国宪制的整体图景》
材料三 19世纪开始，旧制度在工业时代利用新财富孳生了越来越多的腐败。工人阶级愈加贫穷，他们对英国严重的政治腐败日益不满，导致社会矛盾呈现激化的势头。城市中等阶级率先发起了要求议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的社会运动。为彻底改变“旧腐败”，英国开始了一系列议会改革。
——摘编自唐朗诗等《英国腐败治理经验：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时序》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两汉时期刺史职权的变化，简述这一变化对汉朝政治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大宪章》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简述其形塑的“中古英国的国家之制”的运行机制。
(3)根据材料三、概括19世纪英国政府治理腐败的原因。结合所学，简要评价该时期英国的议会改革。
材料 明初以来，除提供征派差役依据之外，里甲“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 雍正、乾隆年间，保甲取代里甲，成为州县之下直接统治乡里的基层组织。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不少乡村治理的律令条规，还允许各地的家训族规成为国家律令的补充。清朝则增加了宣读圣谕、倡导互助等新职能。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官僚和尚未入仕的士人。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和保甲制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识者和管理者。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还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明清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乡绅之治”形成的背景及其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