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初，并无食盐专卖制度。安禄山起兵后，国用和军需告急。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始创食盐专卖法，开启了唐朝食盐专卖的先河。食盐专卖的方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监院官吏，实行官买官卖；招集愿意从事盐业的人，并免除他们的一切徭役；盐户只能把盐卖给盐院，不得出售给私人，否则按盗卖罪进行处罚。”天宝、至德年间，食盐的市场价是每斗十钱，“及(第五)琦为诸州盐铁使，尽榷(专卖)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摘编自俞钢《论唐中叶第五琦的经济措施及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五琦实行食盐专卖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五琦实行食盐专卖法的主要影响。
材料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始探索新时期干部分类管理办法。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使干部选任与干部分类管理的改革相结合，探索多元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和《2010-2020深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十年规划纲要》,要求着重解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2010年，党中央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督制度》。
——摘编自李民《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82年以来我国改革干部选用制度的主要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82年以来我国改革干部选用制度的意义。
材料 魏末晋初，贵族、官僚地主侵占民田，农业荒废，百姓穷困。晋武帝下令地方官劝课农桑，务尽地力，但效果甚微。咸宁六年（280）西晋灭吴后，颁布占田制，制定了一个最高限额，允许在限额内垦荒占田。男子一人可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为课田，农民按法定的课田额向政府交税。官员按品级占田，一品可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官员还可根据品级荫其亲属及佃客，荫亲属可以免除对国家的租调和力役；荫客属于依附农民，不承担国家的赋役负担。占田制推行之后，大量流民安居下来，太康元年至三年（280-282），政府统计的户口数量由246万户增加到377万户，“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概括西晋占田制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西晋占田制的历史影响。
4 . 材料北宋开国后不久,到太宗和真宗时期,在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高级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用人极重资历,老成持重者受到重视。最先对北宋此种政治风气提出反时意见的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寇准。他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寇准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信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很敏锐。当他看到胥吏们拿着“例薄”准备任官的时候,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寇准被攻击为“为己思”,不久被罢相。情况到了王安石的时代有了一些变化。人们可以怀疑古代的圣人,可以批评周公,孔子。王安石在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提出根据“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王安石成为同时代人中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寇准与王安石在改革思路上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寇准被罢相的原因,并简析北宋政治风气到了王安石时代出现变化的原因。
材料 2003年我国爆发“非典”疫情，并迅速向全国蔓延，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漏洞。我国政府开始改变过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卫生政策，加快改革。2003年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等系列法律法规。同时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加大，特别是专项防治经费大幅增加，公共卫生机构通过市场化的技术服务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公共卫生服务逐渐回归公益性质。近年来，在有效减轻人民医疗负担和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医改基础上，国家加快了以“重实绩、重贡献，体现知识密集、高风险”公共卫生系统人员的薪酬改革，并制定了城乡卫生机构对口支援，城市医生晋升前下基层服务，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等政策措施，优化医疗人才的资源配置，缓解西部、农村基层等落后地区的人才匮乏状况。2018年起，将每年的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
——摘编自胡兴强《中国公共卫生服务发展与改革历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03年后我国公共卫生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03年后我国公共卫生改革的作用。
6 . 材料 北宋初期，学田创设被提上日程并逐渐形成制度。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国子监孙奭曾向朝廷反映兖州学校经费“常不给”的现状，理宗时期考亭书院也“春秋把犹不给”。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兴学改革，在义学中置田，“以田养士”，“令四方游士各归其乡里”，大力发展乡学。南宋时期，理学家们不断提高对书院的关注，政府“以书院为府学”，曾国十顷。宋代官学学田的赐田主要集中在庆历、熙宁等年间，而私学的授田则延续了整个两宋时期，无论官、私，其赐田均以江苏和浙江两地的没入田、没官田等没田为主，而国家所直接给予的公田则为数极少。据统计，宋代仅国子监就曾得到政府拨田达三百余顷而府学披田数量则一般为五顷到十顷，州学五顷居多
——摘编自张璃杰《宋代学田制度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学田制度创设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学田制度创设的特点和影响。
7 . 材料 晚清的音乐思想领域，仍固守着天朝帝国中华礼乐观。辛亥革命时期，广大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对音乐进行改良。最早提出音乐改良的匪石，主张以西乐为本彻底改良中乐，希望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全面普及音乐教育。曾志志则提出“为中国造一新音乐"，认为新音乐有益于社会改良。他将西方古典音乐理论视为学习音乐或作曲的入门基础学科，编写了中国最早比较系统介绍西方音乐体系的《乐典教科书》。当时新音乐的主要形态是学堂乐歌。学堂乐歌伴随着学校音乐教育兴起，起初多以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用中国民间小曲或新创曲调，供学生集体咏唱.学堂乐歌的代表作有《何日醒》《勉女权》《黄河》《出征军人》《光复纪念》等。这一时期出现了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志等第一代国民音乐教育家。民国成立后，由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将音乐课作为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必修课。蔡元培认为“唱歌，美育也”，在他的推动下，音乐美育思想不断发展。
——摘编自冯春玲、冯长春《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滥觞》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辛亥革命时期音乐文化改良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辛亥革命时期音乐文化改良的意义。
8 . 材料 使节制度是中国近代外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876年，清政府仿照西方各国驻华使馆的俸薪制度成例，制定了出使人员的俸薪标准，并规定使馆随员由出使大臣自定。1902年针对“常年经费从前本无定额”的弊端，外务部决定对使馆经费加以限制，“明岁支总数，以示限制”。1906年，清政府对出使大臣的选用标准作出严格规定，并重新拟定了出使各员的俸薪，以确保出使人员能够按时足额地领取俸禄。同时规定：“嗣后各国使属所有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应专用臣部所调人员补充”，并借鉴西方使节制度，准许出使人员配备武官。
——摘编自崔军伟《清末新政时期外交新论——以外交体制变革为中心》
（1）根据材料，概括晚清使节制度变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使节制度变革的有利条件。
9 . 材料 金朝建国以来,没有铸钱,沿用辽、宋旧钱。金熙宗时由于北方已经统一,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经济的恢复,辽、宋旧币已不敷应用。海陵王即位后,提拔、重用善于理财的人，讲求财用。1154 年,由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仿宋制,印制、发行纸币,名为“交钞”,“与钱并用”。1157年,收集民间铜器,陕西、南京(开封)者输京兆(长安),他路悉送中都(北京)，始铸铜钱。次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京兆置监一,所铸铜钱名为“正隆通宝”,与旧钱通用。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1）根握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金海陵王币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金海陵王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清朝前期，政府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道光时期田赋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关税、盐税及杂税所占比例不高。咸丰时期，受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许多税关被迫停征，但沿海洋税征收大涨。咸丰三年（1853年），帮办扬州军务的刑部右侍郎雷以諴为筹措军费，创办厘金制度，厘金归属地方财政征收使用，咸、同时期厘金突起改变了清前期中央财政一家独大的格局。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建立税务司制度，洋税的征收归海关税务司专管，英国人赫德任职总税务司时长达近半个世纪。这一时期的财政总收入，较道光时期4000万两，几乎增加1倍，而关税和厘金的征收数量均超过田赋，成为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同治中兴”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清朝旧有的财政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通过厘金制度，中央或地方当局以军需、河工、赈恤等名义勒令工商业“报效”款项，难以数计，无异在工商业者身上缠以条条锁链，四肢捆缚，血液不通。
——摘自倪玉平《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实行国税、地税的分税制，但由于中央政治权力虚弱，地方军阀截留和侵蚀国税严重，中央财政收不抵支，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地方割据势力藉此壮大军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划分国、地财政税收，将盐税、海关税及内地税、常关税、烟酒税、厘金等划为国家税，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等划为地方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大幅减少。国民政府为集中全国财力进行抗战，于1941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原属省（市）级财政收入的田赋、营业税等均纳入国家税。“省之一级，遂无财源……有一举一动，办一事一物，均须仰赖国库支拨款项”。地方政府唯有摊派苛捐杂税以作抵补，因而加重了广大民众的负担，激化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
——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咸丰、同治时期清朝财政税收结构的变化并简析厘金制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国税、地税分税制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