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厚捉钱以摄士人，使之俯就，一婿之千余缗。

——(宋)朱或《萍洲可谈》

薛居正子薛惟吉之漦妇(即寡妇)柴氏，将携资再嫁。士大夫向敏中、张齐贤都争着求取。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三

据南宋学者洪迈撰写的《夷坚志》记载，宋代妇女再婚的事例共有61例，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

材料二

多维视角下的北宋政区改革

材料一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余年，更易八姓，宇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太宗）雍熙中，天下上闫年图，州、座、军、监几于四百。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

（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天圣析为十八，（神宗）元丰又析为二十三……迨（徽宗）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

——《宋史·地理志》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材料二   研究行政区划至少与三个学科有基本关系，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政治学。行政区划不但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历史现象。行政区划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没有哪一个行政区划不是对前代的沿袭或变革。

行政区划既是一种地理区域，又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概念，它的存在与变迁都与其他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既是划定于地球表面之上的，当然要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而行政区划之中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这实际上包含了人文地理环境。

行政区划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行政关系的产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是政治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行政区划变迁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