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民族”观念最早是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梁启超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

——摘自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   1925年夏，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声称：“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主要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摘自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材料一中华帝国时代的商品经济，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的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谭嗣同谴责那些自苦其身、以剥削农民为务的老财主，说他们“宁使粟红贯朽，珍异腐败，终不以分于人”。这种结果是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敝（《仁学》）。认为兴办新式工商业，采用先进技术，产品日多，财富日丰，那种“人人俭而人人贫”的局面就结束了。

严复《原富》按语：“今使一国之民，举孜孜于求富，即富矣，又不愿为享用之隆，则亦敝民而已。……是故理富之术，在一国之母财（积累）支费（消费），相酌剂为盈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