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中国的朝贡体制逐渐被西方列强所强加的条约体制取代。晚清国人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初步的接触，逐渐萌生了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同时，开始重视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作为清政府所接触的一种新的国际法层面上的争端解决方式，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二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国民为主体的外交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民众参与外交热情高涨，倡导公开外交。巴黎和会期间，除北京国民政府代表外，梁启超、叶恭绰、蒋作宾等人纷纷赴欧考察，“表面上以私人资格赴欧，而从旁协助中国代表团”，会上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修约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众参与外交热情继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外长黄郭处理济南惨案不力，在民众激烈要求下，南京国民政府将其罢免；行政院长汪精卫因签订《淞沪条约》倍受指责，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对其弹劾，顺符民意。民众激烈的呼吁和参与促使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放弃了对日妥协，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摘编自印少云《国民外交运动与民国外交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