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西汉初年薛县人，曾为太常。为汉定朝仪，充分显示出对人的严格限制与强大束缚力，一改以往缺乏约束的局面。奏定庙乐的程序（仪式），撰乐歌。撰《汉仪》——《傍章》18篇和《汉礼器制度》。《傍章》涉及宗庙、陵墓、守丧、省示、休假、洗沐、祝福、祭祠、消灾等礼仪，并有免职、度国、遣归、谴责、警告、治罪、诛杀等处罚。《汉礼器制度》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所用器具与服冕无论是量或者是质，都分别作出了规定。叔孙通为汉制定的礼乐制度是礼制上的重大改革，是服务于新的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重大措施，其作用是法与军等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礼学史与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长期被沿用。所定朝仪、宗庙仪法、《傍章》是汉武帝时《朝律》的本源；所撰《汉礼器制度》到唐代仍以为定礼制的借鉴。

——摘编自华友根《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及其意义》，梁国楹等《史学研究新视野（中国古代史分册）》

材料   郑樵（1104-1162）早年曾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深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史。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经历了一个曲折多变的发展过程。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在过去的50多年里，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产权制度、监管体制、内控制度等环节存在诸多问题，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改革势在必行。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试点工作在浙江等8个省进行。该方案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即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帮扶信用社。2004年8月底，将试点地区进一步扩大到了2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8月，随着最后一家省级合作社的正式挂牌，我国新的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摘编整理自申学锋：《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背景与现状》

材料   西魏苏绰当政时，逐渐确立了一套新的户籍登记制度。新的户籍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个部分。在户口方面，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不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土地、奴婢、耕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现在也被列入新的户籍统计之中。在土地方面，详细登记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在赋税方面，包括每户的户等，全家人口的详细情况，全家应纳租、布、麻数量等内容。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账户籍”。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公元337年，慕容皝称燕王，先后击败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统一辽西鲜卑部，又先后击败来犯的高句丽和后赵政权。公元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承认东晋的宗主国地位，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开始推行改革。永嘉以来，中原离乱，慕容皝大量收罗汉族流民，“躬巡郡县，劝课农桑”，并下诏“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其次改其父慕容庖时为流人所设侨郡为侨县，官员仍选任汉官，但由其任免。慕容皝在龙城设“东庠”，命“儒学该通”的平原人刘赞为祭酒，招贵族子弟和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慕容皝著《太上章》《典诚》作为教材，甚至亲临讲授，所教子弟多达千余人。同时还“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对未通过考核及“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

——摘编自陈鹏《论十六国时期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及民族交融》

2019年至2020年，考古工作者对新疆尉犁县境内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烽燧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桁木垒砌而成。在烽燧南侧还发现有土坯垒筑的护坡。遗址中出土的文书、木简带有明确纪年，已发现有“先天”“开元”“天宝”等年号。出土的军事文书数量最多，详细记录了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出土的木质实物标本记载了“计会交牌”制度（传递军情和政令），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

烽燧遗址出土了《韩朋赋》《游仙窟》《孝经》等手抄本，都是当时风行一时的作品和书籍。出土的纺织品，主要为丝、毛、棉、麻四种。遗址中发现了34种不同的植物，其中粮食作物有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等，园艺作物有桃、杏、枣、核桃等；还出土了不少动物骨头，有马鹿、野猪、黄羊、鱼等，多数属于野生动物。

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