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统一后，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的驰道，并对在道路上行驶的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作了统一规定。为了与匈奴作战时能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了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秦朝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加强了对云、贵一带的控制。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
——摘编自【日】鹤间和幸《秦汉帝国：始皇帝的遗产》
材料二 西域自昔戎胡错居，道路时为闭塞。至汉征匈奴，武帝闻月氏族与匈奴有怨，欲诱之共击匈奴，乃遣张骞使月氏……后霍去病破匈奴右地，金城河西、盐泽之间，不复有匈奴，于是……设四郡，武帝发使抵安息、奄察、黎轩诸国，使者相望于道。
唐初设州府以经营云贵，后扶南诏制吐蕃，又拓建、修缮道路。后南诏渐强，与唐交恶，以滇川黔相邻处之道入川，屡战于唐。为占滇川黔相邻地，南诏乃东向，建东城，修道路。唐为制防之，更视滇川黔相邻地之道路为重。二者乃战不息，皆有减损。
——据马亚辉《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在道路交通建设方面的举措，概括这些举措实施的政治意义。
(2)根据材料二，归纳汉唐王朝经略边疆的相同方式。结合所学，简述汉武帝时期“张骞使月氏”的影响。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材料三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拼地可改种棉花、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棉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将扎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径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据材料三归纳明朝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世界农业的发展证明，农业科学技术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自中国的杂交水稻育成后，为解决世界范围的贫穷与饥饿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基因转移和重组等生物技术，已经培育出了一批转基因优良作物新品种。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等现代农业机械装备使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模式中解放出来。许多不毛之地由于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措施，也能使农作物生长良好。温室大棚种植技术的应用，弥补了农产品的季节性不足，满足了人们对蔬菜的多样化需求。农产品加工保鲜技术的应用使农产品的保质期延长几倍甚至几十倍，同时制冷技术既保证了食品质量，也减少了食品损耗，但是，由于人们不合理地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试剂，污染了土壤和环境。生长剂、增肥剂、膨大剂、着色剂、保鲜剂等食品添加剂所含成分还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摘编自李秀芬《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双重影响》
材料二 21世纪，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重点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外出务工人员逐渐增多，种植农作物与进城务工相比，收入效益明显偏低。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工业用地等方面占据大量耕地，同时，由于工业用水等方面对农业用水的挤兑，农业耕地可利用的水资源大幅度减少。根据我国国情，选取优质地区扩大粮食生产保护区，对其保护区给予政策优惠、税收优惠，将地区粮食高产优势转化为地区经济优势，同时带动粮食产业链的发展，将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修改《粮食法》，规定节约减损的措施和制度。另外，加强教育，让全社会把粮食作为一种“紧缺的资源”来珍惜，从减损中“增产”。粮食储备作为国家安全的稳定器，只有切实做好储备粮工作，才能在必要时应对不测，稳定社会发展大局，
——摘编自冯瑞汪芳吴昊《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与对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当代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综合上述材料，谈谈我国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材料一 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欧国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构，国家的权力，甚至是领主的权力都无法直接影响到下属的农村地区。德意志王国的国王们只能通过“巡游制”来管理自己的领土。由于外族入侵，大量村庄被纳入庄园之中，使得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乡村组织有了基本的框架。长期的战乱促使庄园体系扩展，农民出于自身保护的需求不得不接受庄园制度的管理。在中世纪社会中，按照基督教会的理念，人被分为专门从事劳动的农民、从事军事的贵族以及从事祈祷的教士，中世纪中期教会的改革也深刻影响到了村庄的地位。
——摘编自陈若毅《中世纪中晚期德意志乡村组织的变迁》
材料二 明中叶，广东福建地区为了稳定地方局势，转变地方风气，在地方社会中进行了大量的社学建设，成为国家统合东南边疆、加强其对地方社会控制力的软性工具。弘治十七年，正式将儒家日常礼仪列入社学教学内容，对社学童生进行礼仪教育。这种转变意味着明代社学的政治教化模式，完成了由“重法”向“重礼”的转变。通过社学教育，使得国家意识形态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基层社会，以达减少诉讼，端正风俗的效果，最终巩固国家在地方社会的统治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明中叶闽粤地区的儒学事业逐渐步入正轨，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
——摘编自张昂霄《明清闽粤地区的社学与地方社会》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欧洲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明朝乡村治理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中世纪欧洲与明朝在乡村治理上所体现的不同文化理念。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达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洗。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捕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当时英国城市的特点是：遍布天空的烟尘，随处可见的垃圾，污水随意排放，卫生状况极差。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诸如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传染，并每年要夺走20000的生命。印度发生的疫情传入英国，引发了英国1831年的霍乱，疫病共肆虐了437个城市。卫生改革家艾德文·查德威克等指出当时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归因为城镇人口的急速增长和肮脏的公共卫生状况。英国政府开始采纳其观点，开始了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活动。
——摘编自陈超《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和食物，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1）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的背景。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大宪章》第33条规定：“在泰晤士河、美德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需拆除”，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持续繁荣。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水闸等严重阻挡了三文鱼通行。除此之外，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到了19世纪，三文鱼逐渐从泰晤士河消失不见。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理河流污染终于被提上议程。英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法律——《1876年河流防污法》。政府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从立法指导、行政协调到工程建设，投入了大量金钱，持续了很长时间，二战后尤其如此。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再次出现三文鱼，这可能意味着上述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摘编自梅雪芹《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泰晤士河三文鱼消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治理河流污染的特点，并谈谈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流行病肆虐，政府开始干预控制疫情。《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强调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这是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组建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为主的研究体系。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二 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不应互相“甩锅”。各国需做好全面的准备，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恐惧、谣言和歧视。各国尽快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加强数据、技术的共享，加快疫苗的研发；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摘编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共担责任，全球声援》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近代英国政府干预公共卫生活动的背景和主要举措。
（2）提炼材料二的主要观点。综合上述材料，提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合理化建议。
孝文帝改革就其深度、广度和影响而言，可与商鞅变法相媲美。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以受古代文化之积染既深，种种因袭牵制，改革非易，……秦人在文化上之历史，较之东方诸国，亦远为落后，故转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本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使西方人迎头赶上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制度之创建，惟秦为最有功焉。
——马非百《秦集史》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 一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白寿彝《中国通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使秦国变法呈现怎样的特点？
（2）据材料二，归纳孝文帝“迁都”对改革的作用。从材料看，孝文帝“改革之心”坚定的原因是什么?
（3）据材料三，与商鞅变法相比，孝文帝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影响改革效果的基本因素。
材料1：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177亿元，而1956年这一年就增加了139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586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150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161万吨。……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1956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
材料2：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为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我们在1958年和1959年取得了农业生产的连续“大跃进”，粮食两年增长46%，棉花两年增长47%。……充分发挥农村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优越性，动员全国农民和全国人民从各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就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农业生产和建设的跃进速度，也就完全有可能提早两年或者三年实现原定在十二年内实现的农业发展纲要。——《1960年政府工作报告》(谭震林)
请回答：
(1)根据材料1，归纳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2)材料2所制定的目标是否达到？原因何在？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经济工作基本原则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