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模式。如西方古老的希腊、雅典文化至今仍令人心驰神往，而东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依然令世人折服。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模式的存在，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摘编自徐贵相《关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的民族性》

材料二   文化帝国主义是二战后以文化作为核心手段或目的的新型殖民形式。它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以一种隐蔽性的但更具欺骗性的方式企图延续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球统治。在理论层面上，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的结构，与19 世纪存在的旧的帝国殖民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霸权”的概念基本是重合的。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活着的”和“未被终结的”理论，迄今仍处于“未成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扩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大发展的情况下，文化帝国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而它带给全球的影响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批判。

——摘编自张小平《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批判》

材料一   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材料二   1897年，经历科举失败的陈独秀感叹到：“在一两个钟头当中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之后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

——陈独秀《实庵自传》

材料三   1903—1915年间,他曾在日本（留学）、上海、安徽等地先后参与过“暗杀团”、“岳王会”、“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反清反帝组织及活动,还创办、协办过《安徽俗话报》、《甲寅》杂志等报刊。辛亥革命期间三次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

材料四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

材料五   要扫除游堕的消费的资产阶级所带来的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的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

——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

域外中华文化起源说

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域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之说，主要通过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中国文明源自外来。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拉克伯里的“西来说”。1894年，拉氏认为：“整个中国文明只不过是巴比伦文明的退化模仿”。多数学人“骇其说之新奇，先后从风”。五四之后，拉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批判，并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

1921年，外国人安特生开始在河南仰韶进行考古发掘。通过比较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纹饰后，安氏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等着采之陶器，当由西来”。对此，民国知识界虽有所指摘和质疑，但其学术影响深巨，国人多有肯定和赞赏。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基于此次挖掘，李济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实发源于西方。”……30年代末之后，对安氏的质疑与批判则成为普遍之势。

3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组织考古发掘，出土了中国以外地区所不存在的史前时代之遗物，这昭示着中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由此域外学者逐渐放弃了纯粹的“西来说”，转而多采“渗入说”或“影响说”。而此时期，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之本土说成为当时我国学界的主流议题。

——摘编自吴原元《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材料一   在霍布斯阐述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之时，英国已经处在对君主制的持续不断的反抗中，似乎没有哪一个君主能满足包括罗马天主教徒、苏格兰长老会教友、清教徒和教友会教徒在内的不信奉国教者与英国国教教徒之间相互冲突的意愿。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控制的政府把海军和军事部门的钱都用完了，被迫召开议会要求得到更多的资金。议会的很多成员——地主、日益变富的城市商人、律师、清教徒和其他不信奉国教的教会成员，也包括国教的神职人员——都不愿意上缴国王强征的钱。当查理一世欲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征收赋税时，1640年议会势力向他发起了战争。最终，他被克伦威尔（护国公）领导的议会势力所处死。

——摘编自【美】霍华德·斯波德克《全球通史》

材料二   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典范，它们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英国“光荣革命”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王权专制并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为英国在随后的工业大革命中提供了政治保障；法国大革命虽然吹响了世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的号角，赢得了现实，却输掉了历史。人们自以为打破了旧制度，但在虚幻的新制度中过着旧制度的生活却不自知。

——摘编自蒋娅芳《英国“光荣革命”的渐进性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性比较刍议》

宋韵文化，赓续千年

宋韵文化是宋代生活习俗、制作工艺、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社会规范、政治理念等的总和，集中反映了宋代思想观念、人文气质、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是宋代独有的时代精神特质，是高度浓缩的精神要素集合。它是见之于学术思想的思辨之韵、文学艺术的审美之韵、发现发明的智识之韵、生产技术的匠心之韵、社会治理的秩序之韵、日常生活的器物之韵。作为中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宋韵文化产生于宋代，但又不局限于宋代，体现了一种积淀、一种渗透、一种传承，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王国平《研学宋韵：关于宋韵文化的思考》

材料一客家方言是客家地区文化的载体。客家方言与上古中原汉语在词语的发音方面有一定继承关系。唐末宋初时期，中原南下至江西的移民族群带来的北方话吸收了百越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古赣语。宋末元初的大迁徙中，客家人进入闽西、粤东，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了闽西客家话和梅县客家话。清代开始，以广东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力图系统建构客家自身文化。随着客家精英论著不断面世，客家群体心目中的文化核心逐渐形成。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方近代民族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思源。客家方言的称谓此时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逐渐被客家民众认同与接受。

——摘编自宋鸿立等《客家移民路径选择与客家语言文化的形成》

材料二进入19世纪，中国出现了以“方言”指称西方语言的用法。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使用表示中国之地方语言的“方言”一词。因“歌谣多由方言构成”,1918年初，在时任校长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面向全国发起征集歌谣的号召，钱玄同等负责“考订方言”。1924年，董作宾将“方言”界定为“一国内各地方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方言概念在中国基本定型。

——摘编自林翔《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

材料三闽、粤、客方言是中国南方的三大方言，近数百年来随着离乡的华人而播迁境外，成为海内外华人社区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是极为宝贵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些方言作为大类方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尽管没有整体消亡之虞，但是边界方言的濒危境况以及包括厦门、广州、梅州这类权威方言城市在内的方言核心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方言衰变迹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摘编自庄初升《论闽、粤、客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