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与会代表欣然接受。1912年8月7日，中国同盟会退出历史舞台，七年时间内部四分五裂：孙中山将南洋、美洲等地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二；1910年，光复会重建，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三；1911年夏，宋教仁等在上海组建中部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四。

——摘编自金冲及等著《辛亥革命史稿》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摘编自《中共党史资料》等

材料一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境内流通着各公司银行和各地商会发行的货重。这给交易和汇兑带来重重困难。造成现金外溢，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及筹集军需，1929年8月～1931年5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自己的银行，铸造和发行银币和铜辅币，后来印刷和发行纸币，货币多种多样。

抗战初期，各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1941年初，因法币迅速贬值影响抗日根据地经济生活以及根据地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随即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在边区范围内流通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边币。边币发行之初，由于对货币作用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发行过于谨慎，影响了市场开拓。以后逐渐走向有计划发行，使物价与币值保持了平稳。边币发行后，还面临着货币斗争的任务，斗争对象主要是伪币和法币，斗争内容包括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和反假票斗争三个方面：赀币斗争的方法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最终，稳定币值的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共也从中取得货币战与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摘编自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根据地的教育大体可分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儿童教育三个部分。1937年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重申“用教育来支持抗战，……发展抗战教育”。因此提出如下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整理自常云平、罗玲著《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材料一   晚清至民国武汉纱厂创办情况表

——摘编自刁莉、唐倩《近代武汉棉业的贸易与发展（1893—1937）》

材料二   1955～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出口概况表（单位：万吨）

——摘编自史晓玲《国家、生态、技术、市场——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钢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接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成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围出江南、塞外及南蓄诸图，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闲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得钱和“待大伐”。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制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因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全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清。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