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与会代表欣然接受。1912年8月7日，中国同盟会退出历史舞台，七年时间内部四分五裂：孙中山将南洋、美洲等地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二；1910年，光复会重建，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三；1911年夏，宋教仁等在上海组建中部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四。

——摘编自金冲及等著《辛亥革命史稿》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摘编自《中共党史资料》等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材料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运动。针对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宣传队就地利用各种群众大会、香火会、庙会、集市及学校做讲演；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不少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大家来选举》《选举秧歌》等选举主题歌曲。依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选举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报票选举制。”根据地的选举方法有“投票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授豆法”“竟选法”“烧洞法”等。经过登记选民名单、提出候选人名单、确认选举资格、检查政府工作、进行投票选举、总结选举工作等过程进行民主选举。

——摘编自卫东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选举的特征》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探索，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之路。一大批有文化、有本领、热心为村民服务的致富能手当选村委会成员，使村委会干部素质有了新的提高。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健全。“民主听证会”“村务咨询日”“民主活动日”等新的经常性民主形式不断涌现。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体制，监督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摘编自张小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仲裁在各类商业活动及其他纠纷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1563年英国《劳工法令》规定，治安法官或地方官员可通过调解、仲裁或诉讼审理等手段来解决劳资纠纷。1698年，英国颁布第一部《仲裁法》。1854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包含大量仲裁条款的《普通法程序法案》。19世纪之后，劳资争议发生后，一般是双方各自指定数目相等的仲裁人组成仲裁委员会来解决纠纷。当这些争议通过仲裁成功化解，或当争议无法化解而导致劳资冲突爆发时，仲裁委员会的使命就宣告结束。詹姆斯·杰斐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仲裁并不能成功地消除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力鸿沟，相反却加剧了权力的不对称性。”

——摘编自刘金源《近代英国劳资争议仲裁制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重塑政府的改革运动，将一些公共服务重新下放或返还给公民社会组织。莱斯特·萨拉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全球结社革命’，即在市场和国家的领域之外有组织的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法国公民社会组织在1987年就建立了54000个，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只成立11000个。据最新估计，英国有公民社会组织275000个，其收入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联合调查显示，73%的公民社会组织有政策倡导行为，59%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展过游说活动。

——摘编自齐久恒《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基于四个阶段实践特征的镜像透视》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