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农书编写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以来农书整理变化的特点。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从十九世纪后期的世界发展来看，以内燃机和电动机带来的“电工技术革命”正以新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从国内形势来看，这时正处于一次全国性农民运动的平息与社会恢复时期，对外贸易大都是顺差，对外关系也有新近的调整 （只有中法关系趋于恶化）。这正是幸存的清王朝得以推动改革的有利时机。在陈腐土壤上，嫁接若干近代工业的植株，其前景虽然未必美妙，但启动了中国早期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进程。
材料二 梁启超曾把近代国人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想到堂堂中国衰败到这田地，都因为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十九世纪后期中国“自强运动”面临的“有利时机”。结合所学，指出在这场运动中最初创办的工业企业所体现的现代化因素。
(2)根据材料二，近代国人为解决“器物”“制度”和“文化”上的不足进行了积极探索。结合所学，各写出一个对应的历史事件；从中任选一件，概述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个事件某种程度上把世界上相距遥远的部分联结在一起，使它们能互通有无，增加彼此的快乐，促进彼此的工业，因此，它们的总体趋势似乎是有益的。
——亚当·斯密《国富论》
材料二 公元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以前，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根本就没有全球的联系，遑论全球统一.…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处以领先地位，所以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特拉克
第36条每一个真诚悔改基督教徒，即令没有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到赦罪或免罚罪。
——"九十五条论纲"
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
——伏尔泰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两位作者评述历史问题的角度。并归纳两人在看待新航路问题上的异同。
(2)材料三反映了欧洲哪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次运动产生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卢浮宫起初是一座存放王室档案和珍宝的城堡。14世纪被改为王宫，路易十四继位后认为卢浮宫不足以体现王权的尊严与荣光，斥巨资新建凡尔赛宫，卢浮宫回归原状。1791年，国民议会宣布卢浮宫既是王室居所，也是汇集科学、艺术的纪念物以及公共教育的场所，随后成立公共博物馆并正式向公众开放。19世纪初，卢浮宫扩建规模空前，存放了拿破仑东征西伐中所得的大量艺术珍品，后虽归还一些，但仍然有很多掠夺而来的艺术珍品留在宫内。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派特将卢浮宫打造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
——摘编自吕一民《卢浮宫：“法国的象征与骄傲”》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大量珍贵文物以各种方式流出宫外。后来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组织点查清宫物品时，发现清室复辟的企图。为杜绝这一妄想，委员会认为必须迅速成立故宫博物院。1925年，故宫博物院宣告建立，皇宫成了故宫，终于向平民百姓开放。此后，国民政府组织人员整理、刊布清宫档案，共出版各类档案书刊达50余种，300多册，1200万字，同时也产生了我国近代第一批从事历史档案工作的专业队伍。抗战爆发后，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文物，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南移西迁，文物基本无损，创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
——摘编自郑欣淼《故宫纪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19世纪卢浮宫博物馆的主要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意义。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故宫博物院与卢浮宫博物馆在人类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所作出的共同贡献。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咸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阔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锡钱和“铸大钱”。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割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固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溃。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钱荒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其应对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背景，并加以评析。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仲裁在各类商业活动及其他纠纷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1563年英国《劳工法令》规定，治安法官或地方官员可通过调解、仲裁或诉讼审理等手段来解决劳资纠纷。1698年，英国颁布第一部《仲裁法》。1854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包含大量仲裁条款的《普通法程序法案》。19世纪之后，劳资争议发生后，一般是双方各自指定数目相等的仲裁人组成仲裁委员会来解决纠纷。当这些争议通过仲裁成功化解，或当争议无法化解而导致劳资冲突爆发时，仲裁委员会的使命就宣告结束。詹姆斯·杰斐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仲裁并不能成功地消除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力鸿沟，相反却加剧了权力的不对称性。”
——摘编自刘金源《近代英国劳资争议仲裁制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重塑政府的改革运动，将一些公共服务重新下放或返还给公民社会组织。莱斯特·萨拉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全球结社革命’，即在市场和国家的领域之外有组织的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法国公民社会组织在1987年就建立了54000个，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只成立11000个。据最新估计，英国有公民社会组织275000个，其收入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联合调查显示，73%的公民社会组织有政策倡导行为，59%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展过游说活动。
——摘编自齐久恒《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基于四个阶段实践特征的镜像透视》
(1)概括近代英国仲裁制的特点，并评述其影响。(2)归纳20世纪70年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并结概述其背景。
(3)谈谈你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认识。
材料 宋代是“铜钱时代”，铜钱流通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可能超过了其他朝代，实际形成了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大规模持续供应的宋钱为亚洲东部南部海域铜钱区的形成提供了基石。明代是亚洲东部海域朝贡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发端期。这个时代契机使得明朝内部的社会经济变革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兼具区域国际的特性。明代出现了由实物经济体制向货币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出现了货币形态、制度与体系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可归纳为“铜钱基准体系”向“白银基准体系”的重大转向。
——摘编自邱永志《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
有学者认为海外白银的大量涌入才使得中国的通货结构得到了转变。结合材料，概括宋明时期通货结构的不同，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提出其他观点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他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连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国际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归纳非洲国家在国际法发展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