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694—1760年这一时期，伦敦城中一系列金融业发展起来，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等。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格兰银行，它是拥有垄断特权的、唯一的参股银行公司；另一类是私人银行，它们主要提供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向各类工业家和商人提供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贷款”。伦敦的私人银行与17世纪英格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有关。伦敦作为英格兰最大的港口城市，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港口航运业务和附属行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其城市职能的演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外贸易的推动。
——摘编自范可媛《1694—1914年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和演变》
材料二 晚清时期，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数实行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当时很多商业银行都效仿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其中，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以说完全是根据汇丰银行的模式效仿而来的。它是中国第一家“招集商股”“合力兴办”起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股方式与汇丰银行毫无区别，即先选聘总董、拟定银行章程、展开招股建行工作、在各通商口岸发布招股公告等。如通商银行成立时，最先核定总股本为500万两，但是由于当时募集不齐，所以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余部分直到1898年才收齐，另与户部商议并向其借款100万两。
——摘编自纪彦彬《中国的银行体系变迁研究（194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94—1760年英国银行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之后封建王朝管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政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今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1)根据材料一，归纳南宋时期纸币获得信任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洋政府纸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云要求统一现金管理的缘由。
材料 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女皇派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回国时，隋炀帝派裴世清陪送到日本，揭开了中日交往的新篇章。此后，日本频繁遣使来华。遣唐使每次来华，都送来100至250名留学生和留学僧。同时将“五经”与诸子、史学等汉字书籍带到日本。公元646年，大化新政府成立以后，任命长期居留中国并熟知中国典章制度的高向玄理、僧旻为国博士，参与新政府的施政。日本政府制定了《大宝律令》，仿唐朝官制，称为“二官八省制”。在地方官制方面也大体仿照唐制，设国、郡和里三级。佛教于公元6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派遣僧人留学唐朝，佛教许多宗派传入日本。律宗高僧鉴真也受邀去日本传经讲道。鉴真师徒用汉语讲读经书，使汉语广泛地渗入日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日本汉文学和音韵学的发展。汉字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日本，形成‘汉字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而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华夏文明东传日本的背景。(2)根据材料，归纳日本学习华夏文明的途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华夏文明东传日本的意义。
材料一 明开国之后，朱元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朝贡关系，建构了天下秩序。在朝贡体系之中，周边各国向作为“华夏中心”的中国称臣，每隔一段时期前来朝贡，而中国则给予册封和赏赐。明代形成了包括厚往薄来、勘合印信、朝贡文书、朝贡贸易、朝贡定期等的一套稳定的朝贡制度，在明中期之前，形成中国周边相对稳定的秩序……朝贡关系的核心在于确认和重申政治认同，附带发生商品贸易，但这附带发生的贸易，才是各国来华的目的所在。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将互市分为“西北互市”与“东南互市”两种，如明人郑晓所云：“盖东夷有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
——摘编自袁灿兴《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材料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策略
| 时间 | 国家 | 应对策略 | 内容 |
| 1929年 | 意大利 | 修改进口关税法 | 提高汽车关税 |
| 1930年 | 美国 | 颁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 | 提高国内商品价格，美元实际贬值达到41% |
| 1931年 | 法国 | 修改本国关税法 | 对一切货物征收关税，规定进口限额 |
| 1931年 | 英国 | 颁布《非常进口法》 | 授权贸易委员会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
| 1931年 | 日本 | 调整本国关税 | 向世界市场倾销其纺织品 |
——摘编整理自许国林、刘宇《从恶性竞争到协调合作：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策略之变》
材料三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
——摘编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朝朝贡体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朝贡体系在明朝发展到高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述国家应对危机的共同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归纳新时代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基本理念，并列举两例体现该理念的外交活动。
1902—1911年，清王朝谕令大臣沈家本主持修订新律法。在其倡议下，设立修订法律馆、编译外国法律著作、开办法律学堂，制定了多部新式律法。然而，本次修律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礼法”的大争论。礼法之争被《申报》报道，清朝覆亡后，相关法律被民国政府完善后颁行。
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部分）
| 修律过程 | 法理派 | 礼教派 |
| 《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1906年），第一个单行诉讼法，受驳斥后搁置。 | 沈家本：主张父祖子孙别籍异财、男女平等；否定“宗法”“家族”的作用；采用西方的陪审制和律师制。 | 张之洞：“本法所纂，父子必异财，兄弟必析产，夫妇必分资”；“应博采东西诸国律法……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欲求节操端严、法学渊深者，实不宜得”。 |
| 《大清新刑律草案》（1907年），受抨击后修正。 | 沈家本：更定刑名、酌减死罪、废除凌迟等酷刑；“子孙违犯教令”“全是教育上事……无关刑事，不必编入刑律中也”。 | 劳乃宣：加重卑幼对尊长、妻对夫杀害伤害等罪的刑罚；把“旧律有关伦纪礼教各条”“逐一修入新刑律正文”。 |
| 《大清新刑律》，1911年清政府正式颁布。 | 正文采用近代西方单一刑法体例，分为总则和分则。附录增补礼教派主张，如保留斩刑、加重对有违传统礼教的犯罪行为的处罚、卑幼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法等。 | |
(1)概括指出材料中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的历史背景。并归纳法理派和礼教派两派争论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价1911年清政府正式颁布的《大清新刑律》。
茶，一片东方树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材料一：茶马贸易一直从唐宋延续至近代。公元625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中原人用以交易的丝绸，对西域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以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的茶叶贸易。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与中原茶叶的贸易。茶马交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此时贸易实体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戎新宇《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
材料二：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中有中国茶具和茶叶。品茶从此成为英国宫廷的时尚。16世纪初，葡萄牙人带到欧洲的第一批中国瓷器花瓶引起了欧洲人的浓厚兴趣，各国的君主和达官显贵纷纷用黄金购买，并收藏起来。如图1所示，为1575年左右意大利佛罗伦萨根据中国瓷器样品制作的“软胎”油-醋瓶和1690年左右荷兰生产的装饰有中国图案的茶叶瓶。如图2所示，是法国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于1866年创作的绘画作品《在安托尼妈妈的旅店》，它展现了民众饮茶的场面。
图1 |
图2 |
——摘编自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茶叶生产逐步复苏，50年代以来先后研制成功茶叶筛分机、切茶机等茶叶精制机械，使我国茶叶生产长期依赖手工的落后局面获得改善，显著减轻了茶农的制茶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加工质量。197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05万公顷，产量达到27.72万吨，出口量达到10.68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6.2倍、4.5倍、5.7倍，为我国后来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年11月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批下来的专利《一种冷水冲泡型茶叶加工设备与工艺》，进一步提升“冷泡茶”工艺，成为“热泡清茶”品饮方式的补充，丰富了茶饮体验。
——摘编自陈宗懋《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以来茶马贸易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洲“茶文化”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茶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茶”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材料一隋唐时期，国家建立了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唐朝的“律”基本是刑法，“令”是有关国家各项制度的规定，“格”是将皇帝诏敕整理为具有永久法律效力的法规，“式”是政府机关的施政细则，四者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唐高宗永微四年还颁布了对律进行解释的《唐律疏议》，与律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唐律维护等级制和家族制将对官员及其亲属的优待公开清楚地写在法律上；同时，唐律也要求官吏依法行使职权、恪尽职守，违反者要处罚。唐玄宗以后，不再大规模修订律、令、格，式，而是采取颁行《格后敕》的简便立法形式，来应付日益复杂且多变的社会问题。《格后敕》与律、令、格、式并行，地位逐渐重要，最终发展为五代及北宋的《编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11世纪起，西欧的日耳曼法和宗教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纠纷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已显得无能为力，罗马法体系便在这种情况下复兴起来，罗马法的复兴以注释法学派的形成为开端，该学派采用神学家们的“经院方法”来研究罗马法，对古代罗马法文献进行考证、注释、解说、概括和阐述。13世纪后半叶起还产生了评论法学派，把罗马法的原则运用到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转化为现实的法律。他们还把罗马法与教会法，日耳受习惯法、封建法和城市法等结合起来，形成了欧洲大陆通用的法律。来自欧洲各地的法律学子汇集于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所在的波伦那大学，这些学生回国后从事罗马法的研究和传授，使罗马法复兴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欧，逐渐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法法系。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法律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罗马法得以在西欧复兴的原因。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并分析其衰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的相同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对外贸易给你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初期，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儒家学说的创造者孔子很重视修身，他把修身视为立足社会建功立业的必要主观条件，对于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的作用。“执中”的原则本是古代治国安民的方针，孔子把它发展成“中庸之道”,并把它从治国方略引向了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他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稳固的根基，民心向背对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宁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开明君主和思想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法，不少思想家把法视为治国安邦的良策。
—摘编自谢兵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探析)
材料二 两宋时期，政治危机严重，但程朱学派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宋朝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远远超过盛唐，但社会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国内贪污腐败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外患也日益严重，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朝学者为挽回世道人心，重塑伦理道德，积极构建理学大厦。和谐既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身心和谐方面，提倡“自爱其身”,朱熹认为“自爱”既是天性，又是天德。在家庭和谐方面，程朱学派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思想，特别将“治家”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在社会和谐方面，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社会“公意识”。程朱学派还提出了“知其性”与“尽其心”的重要修养方法，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摘编自谢英《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先贤们提出的创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形成的背景，并简述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