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建立的时代与我国唐代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丰富了我国的中医药文化。阿拉伯帝国以开明的态度接受其他文化，其医学也迅速由蒙昧走向文明。随着两国商业往来加深，“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的阿拉伯船只活跃于大唐的沿海城市。中国的炼丹术、本草学等内容也经留学生、商人等传入阿拉伯。唐朝与大食爆发怛逻斯之战，旅行家杜环成为战俘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军队系统中，回国后他写下《经行记》，该书是较早记述伊斯兰国家药物及医术的书籍。中阿医学文化交流的成果，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有特殊意义及重要地位，不仅惠益彼此，更为世界医学作出了贡献。

——摘编自王倩影《唐代中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

材料二   中药材一直是广州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清代广州中药材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中药材出口市场。据统计，1757～1842年，广州是全国唯一对欧美出口贸易的口岸，这一局面直至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才结束。到广州的对外贸易由粤海关管理，由洋货行行商经营与代缴关税，外商必须通过行商才能进行贸易。虽然广州口岸一直保持着和欧美国家间的中药材贸易，但如果将中药材贸易置于广州对欧美的总体出口贸易中比较，其贸易规模其实十分有限。为了供应广州口岸的出口贸易，全国各地质量上乘且各具特色的中药材通过各地药商与药帮的周转运输到了广州，极大地丰富了大众的消费选择。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也将中医药知识带回欧洲，甚至还将中药材引入欧洲种植。

——摘编自张泽琳《清代广州对欧美中药材出口贸易研究》

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医疗的磨制石针。《黄帝内经》融合阴阳五行、经络腧穴、人体与自然相应等学说，构建了针灸学的理论基础。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因针灸便于操作，医者多加以提儡，百姓亦略知负疗；皇甫谥所撰《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体系较为完整的针灸专书。唐朝出现专门的“针师”和“灸师”,针灸成为太医署的专业之一。北宋针灸家王惟一设计制成铜人模型，作为教学和考试之用。明代，针灸学文献丰富、名家辈出。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材料二   民国时期，中医学处境艰难，险遭扼杀，针灸也遭到歧视和排斥。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重新厘定针灸知识成为时人证明中医有效性的一项重要举措。诸多医家都对针灸知识革新进行探索，如征集整理并公开民间针负秘术、改编传统针灸入门医书以便普通读者接受、运用生理解剖学论证解释经络学说等。

——摘编自陈思言《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路径研究》等

材料三   针灸6世纪开始传到朝鲜、日本、印度，16世纪传到欧洲。新中国成立以来，针灸学的国际影响逐渐扩大。1975年以后，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创办针负培训班，为许多国家培养了针灸人才。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中医针灸”入选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针灸。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材料一   儒家“乐”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孔子。而孔子的“乐”观念则集中体现在其弟子对其言行而进行编纂的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其中对《韶》和《武》两种音乐的观点，对于人生境界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这三维度，从中可以大体概括出儒家“乐”观念的基本内容，有力地说明先秦儒家“乐”观念已经初具雏形。孔子在编纂《六经》时，加入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乐”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孔子的毕生追求，是能够建功立业，希望达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孔子垂暮之年，发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慨，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追求，表达了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班小舒《先秦儒家“乐”的观念研究》

材料二   苏格拉底在建构理想城邦时认为，进行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理想城邦守卫者的美德。音乐教育的培养方式是让受教育者全身心地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就像另一个人那样言说时”，受教育者“完全同化于那个故事中的角色”。守卫者需要模仿那些勇敢、明智、虔敬、自由的人。持续的模仿会让守卫者在言行与思想上形成“习惯”与“天性”。受到良好音乐教育的人会对那些美好事物感到快乐并培育出节制的美德。如果能够按照苏格拉底所设想的那样，一个人从小就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等其有了理性判断，感性和理性达成和谐从而形成完整的美德，那么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自愿做恶”（“不自制”）的问题。

——盛传婕《柏拉图对快乐主义的接纳与拒斥》

材料   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过低息贷款筹集资金支持农民购置电力设备，建设现代化用水体系，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将重点放在提供各项直接低息贷款建设农田基础设施上，同时提供价格补贴，维持和保障农场主的收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先后出台了《农村发展法》《农业与食品法》《农村发展政策法》等法规，涉及乡村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水利管网、住房、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里根总统及其政府还提出了包括加强农村教育、建立地方信息机构、设立就业中心等内容的“乡村再生六点倡议”。农业部和州及地方政府相互配合，推动乡村制造业、服务业等新业态的发展，乡村多样化发展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乡村农业生产占比逐步降低，兼业化程度提升。20世纪90年代兴起城乡政策整合，政府通过政策的长期实施和不断优化，充分满足乡村发展的需求和推动农业市场化进程是该阶段乡村发展的政策重点。

——摘编自乔婷《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经验及借鉴》

材料一   从全球视域看，中国政党是伴随着新生的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中国传统的衰落的农耕文明进行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之过程出现的。19世纪以来，以英美两国为样本的政党政治思想伴随着西方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播向东方……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同盟会和其他早期政党的诞生，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影响下创建的。

——摘编自廖皇珠《百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2018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萌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萌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形成的。它的萌生与确立，与当时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打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关；与各民主党派当时所坚持的“中间路线”或“西式”议会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救中国有关；更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采取顺应国情与时代发展的政治路线、建立和发展多党合作关系有关。

——摘编自许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价值贡献》

材料一   铨选制度是我国古代的官僚选任制度。宋代一方面通过科举等方式广求人材，吸收“新鲜血液”；一方面通过铨选使这支队伍分门别类、上下有序。照宁年间，作为王安石吏治思想的实践，铨试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四年十月，重定铨试之制。据马端临说：“旧制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已仕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熙宁)更制以后，概试律义、断案、议，后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者，往往特旨擢，赐进士出身。”于是，荫补人及天下官吏争相诵习法令。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材料二   虽然北洋政府制定颁布了大量有关考试的法规法令和施行细则，也口口声声说“无论何项文职，均以考试或甄用合格者为进身之正轨”，并下令要求对考试各法规应“切实遵行，不得臆为出入，致滋徇滥”。然终其灭亡，北洋政府也没有制定公布出一个完全以考试为文官任用标准的正式文官任用法。事实上，通过文官考试获得为官资格的人微乎其微，充斥于政府的仍是大量的旧式官吏。现任的前清官僚得以留任或升任自然不在话下，甚至那些早已不在任的前清遗老们竟也被重新任用，“都中各部犹存清代之风光”。因此，民国的官吏是“旧官僚奴根未去，新官僚又大种奴根”，在民主共和制华美的外表下包含着的是封建主义的内核。

—摘编自秦昊扬《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研究：1912~1949》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的人事管理工作进入到一个恢复、发展和改革的新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明确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开始，国家机关进行了机构改革，在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大批地选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对领导职务规定一定的任期和届数，任期满时，根据考核的结果决定升降或连任。针对长期以来干部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国家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把过去管理下两级改为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企业和一些文教科卫等事业单位管理权限的下放也逐步跟进。

—摘编自陈振明《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模式》

材料一   哥伦布执意投身于充满危险、艰苦的探险事业中，他的乐观进取和积极冒险开拓是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体现。在哥伦布远航之前，世界上许多航海家已经进行了远距离航行，如迪亚士绕非洲西海岸航行。在哥伦布远航之后，还有达·伽马沿非洲海岸航行。

——摘编自沈敏华《论哥伦布西航美洲的文化背景》

材料二   1992年春，据造船部门专家估算，中国自建破冰船需要三到五年的周期，累计花费可达3亿元到5亿元。而当时乌克兰“赫尔松”船厂正好有破冰船出售。苏联解体前，“赫尔松”船厂承造了8艘万吨级的破冰船，当时仍有3艘在建，每艘价格约1750万美元。经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同意，同年10月，中国与船厂签下预订协议书，并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了订金。1993年年初，这艘破冰船被命名为“雪龙”。“雪龙”号于1994年10月开始执行南极考察任务，还在1999年承担了中国首次对北极的综合性科学考察重任。2019年10月，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首航南极。一位船舶设计师表示：“未来，国家还要建设破冰能力更强的破冰船……提供更多的应急救援和极地管理功能。”

——摘编自路涛《贾根整：我与南极二十年》等

材料一   汉代之前，关于中华血缘之祖的说法有多种。汉代以来，黄帝地位在民间信仰体系中逐渐超越其他先祖形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黄帝本纪》时，走访了黄帝足迹所历之地，考察了黄帝的事迹与影响，最终把黄帝作为第一位的古圣帝写入《史记》。汉武帝曾把黄帝作为陪祭“太一”之神而祭祀。其后，汉宣帝、王莽也郊祀过黄帝。东汉时期，光武帝把黄帝作为“中央之帝”定期予以隆重祭祀，祭祀的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在统治者看来，“黄帝”不但是中华始祖，还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祇，而且，黄帝不再是陪祭之神，而是作为真正的“中央之帝”予以隆重祭祀，其突出标志显示在祭品等级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

——摘编自刘德杰《汉代对黄帝始祖的认知与接受》

材料二   1937年3月杭州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蒋介石达成一致意见，拟于本年清明节由国共两党同赴陕西祭拜黄帝陵。国共两党的祭文都赞扬了黄帝的丰功伟绩，但国民党的祭文通篇限于追述轩辕功业，乞求黄帝保佑。共产党的祭文分三个层次，从“赫赫始祖”到“雄立东方”是第一个层次，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从“世变沧桑”到“我为奴辱”是第二个层次，讲述国运变化；最后表达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决心，呼吁各党各界团结一致。中共祭文本准备由上海《大公报》发表，但由于该报地处国统区，因此始终未能发表出来。世人最终还是通过延安《新中华报》相关消息看到这篇祭文。

——摘编自朱召鸿《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