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图1：1970年的手表购买证 图2：青岛马连发老人的家庭账本
材料二 中国家庭收入比较：按区域
| 平均收入（元）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东/西 |
| 73228 | 25408 | 26567 | 2.8 | |
| 1.工资性收入 | 26405 | 7209 | 7402 | 3.6 |
| 2.生产经营收入： | 25380 | 10000 | 8480 | 2.3 |
| —2.1农业收入 | 3518 | 4736 | 8480 | 0.4 |
| —2.2工商业收入 | 21862 | 5264 | 2398 | 9.1 |
| 3.投资性收入 | 5623 | 696 | 649 | 8.7 |
| 4.转移性收入 | 15820 | 7504 | 7639 | 2.1 |
| —4.1退休、养老、住房公积金、贫困补贴 | 11577 | 4165 | 5119 | 2.3 |
| —4.2人情往来等 | 4243 | 3338 | 2519 | 1.7 |
——摘自西南财大《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2012年）》
（1）关于人民生活的变迁，指出材料一的史料价值。
（2）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构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生活变化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材料二 战胜国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解除其武装直至仅保留其警察力量，并使其海军列入大国中第五流的地位。但如果它感到自己在1919年的和约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它同样最终会从胜利者身上找到进行严厉报复的手段。在当前情况下，我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德国可能把它的命运同布尔什维主义连在一起……
——劳合·乔治《草拟和约条款最后文本对和平会议的几点意见》
材料三 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超过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任何时间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主要依靠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50年代，欧洲由于工厂的兴建，产业工人的数量迅速膨胀，但是到了60年代，工厂工人的数量也开始下降，而产量却持续提高。服务领域的人数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欧洲和美国一样，开始从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向具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服务产业的社会过渡，但是并没有危及工业产量的提高。
——迈克·亚达斯、彼得·斯蒂恩等著《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结合所学，指出在19世纪中叶对这种道德观念进行强烈批判的最典型的一部文学作品，并概括这类风格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使德国“感到自己在1919年的和约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的主要条款，并概述该和约所带来的“最大的危险”。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秦汉时期，大规模的都城营建活动对关中地区的森林造成了毁灭性破坏，而且随着关中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张。农业生产的过度开发，加剧了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唐高宗在文告中说，因长安粮食供应困难，而洛阳有运河，运输方便，故建为东都。自唐高宗时到玄宗开元二十四年间，皇帝均住在洛阳。五代时期，除后唐都洛阳外，其他朝代均都开封。宋太祖赵匡胤建都非在洛阳、长安，而在河南开封。北宋大权集中于中央政府，鉴于中央政府消耗大，又鉴于长安离江淮太远，洛阳虽较佳，但开封更好，故建都于开封。
——摘编自全汉羿《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等
材料二 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中国统一后建都江南的第一个皇帝。居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山川险固，气象十分雄伟。但是，北方边疆的防御问题，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存在等，都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南京远离要防，不便用兵，对北方的控制鞭长莫及。朱元璋曾有迁都的意向，但终未成行。明成祖朱棣，出身燕王，对政治中心脱离军事中心的危害很有体会，成功的迁都北京。北京虽然远离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但有京杭大运河连接江南经济中心，还可以通过海运从东南补给京师。
——-摘编自李传永《论中国历代.都城之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至北宋都城变迁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朱棣迁都北京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 对中国人来说，1922年到1925年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标榜给中国带来福音的华盛顿方案实际带来的根本不是稳定与和平，而是内乱和衰败。华盛顿体系在其建立伊始就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美国等列强否认中国的贫弱和动乱是西方侵略的结果，但中国民族主义者鲜明地提出中国苦难的根源即在于外来势力的压迫，所谓的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不过是"各帝国主义互竞的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只是一场骗局。拒绝美国提出的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道路，提出对不平等条约必须采取"革命性的"手段，进行"根本的解决"。中国民族主义者从华盛顿会议得出的一个重要"觉悟"是"现在世界任何国家，无容许弱小民族及国家申述不平之余地，中国国民欲希望解除种种束缚，惟有杀出一条血路，死中求生"；而对于国内政治，也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所谓"根本改造"就是打倒军阀，所谓"死中求生"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与美国的初衷相反，华盛顿方案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美国为它设计的道路，相反，在列宁理论和苏俄革命模式传入后"成为中国抛弃西方列强"，转向国民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摘编自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的看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华盛顿方案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代文化产生直接影响，不外三者，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这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直到唐代中后期，儒学开启复兴的机运。北宋时，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
——摘编自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文化与宋文化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三种动机，即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于“仁”、“孝”之德，出于经学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由于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来源于儒家经典，因此，在科学研究以及科学著作中，大部包含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学理论及诸如“气”、“理”之类的儒学概念。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摘编自乐爱国《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同时，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也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近代科学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摘编自钱兆华、申玉香《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诞生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人文主义对西方科学发展所发挥的相似作用，并说明其对科学及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阻碍古代中国科技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历史因素。
材料一 1978年后，农村逐渐确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趋向市场化。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速增，冲击着停留在传统体制内的城市。80年代，国企流行“包”字发展，放权让利。通过明晰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形成“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92年以后国企改革朝股份制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国企改革保证了经济稳定运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但存在配套改革滞后、约束激励机制尚束健全等问题。
——摘编自何成刚主编《史料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1933年，罗斯福上任伊始采取经济应急措施，推行“百日新政”，但本身的诸多不足，使经济难以真正复兴。1935年，“新政”进入第二阶段，对经济、社会等领域系统改革，以解决美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些措施造就了中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保障，创造了走出危机的条件。新政一改此前政府的有限权力，从制度上实现了国家职能与政府角色的重大转变——政府有权介入经济体，直接干预民众生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摘编自吴海山《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反危机实践：以美国三次大危机为例》等
依据材料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背景和主要进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美国三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异同。
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基于现实生活的感受，起而抨击理学，公然倡扬“人欲”“日用”“私”“利”，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相对抗。如王艮主张“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人欲即是天理”；李贽讲“私”讲“利”，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直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义中之利，君子所贵”，否定了理学将义利相对立，重义贱利的观念；他们还主张“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提倡“实学”，反对理学的空谈性理，指出其于世事毫无助益。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二 早在1895年前后，康有为便已取法西方基督教的先例，提出“孔教”之主张，并倡议以孔子生年，作为中国历史纪元之始。及戊戌年间，康有为受命主持变法，更极力动员将孔子符号作为重建中国政治、文化秩序之张本。一时之间，“保教、保种、保国”之说，风行草偃，信从者众，甚至连日后以“排满”著称的章太炎，也曾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写就《客帝论》一文，提出“以素王（孔子）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的主张。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吏》
材料三：“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是历史的必然，虽有过激之嫌，但不可肆意丑化和歪曲。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历史又证明封建体制内无法开足以振兴民族、抵御外辱的新路。在这样的形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有识之士以传统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作为批判的把子，应该说时代赋予的动力，是当时中华民族时代任务的召唤。因此，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观点无可厚非，他们颇为激烈批判态度，其实质是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而扫除障碍。
——陈道贵《孔子之现代意义的三个层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中叶以后有识之士反理学的原因及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说明康有为将孔子符号化的原因，并加以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新文化运动要求“打倒孔家店”的历史必然性？
材料一：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有独立于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政治上，城市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可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为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中国的城市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商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同流，商人发了财总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最终归宿。同时，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官办商工，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虽也有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
——摘编自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国家城市中各种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各种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应运而生。欧文、傅立叶等社会改革者提出了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全新城市规划。霍华德主张在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革前提下，建立城乡交融环境优美的分散的城镇群。盖迪斯则把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城市规划学融为一体，创造了“城市学”的概念。
——摘编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区别。（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国家城市规划理论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心目中，中国在三个方面成了评判与改善欧洲的标准：政统和道统相分离的开明与三级社会管制的宽松；权力阶层都向所有阶层敞开大门的开放性；伦理治国的理性与秩序。然而，从康德开始，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不仅中国不能成为标准和尺度，而且中国本身也要成为批判与检验的对象。从权利法则出发，中国上述三方面“优点”并不足以成为效仿的范本。这一法则就是：因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能够做与任何他人符合普遍法则的意志相协调的一切事情。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维护与保障所有成员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由权：人们让渡出强制权，乃是为了维护与保障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由权。
——摘编自黄裕生《康德为什么“不喜欢”中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早期启蒙思想家积极“颂华”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依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康德对中国所持的否定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