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过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投机势力，而且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治理能力。到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果然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状况，终于根本改变。 “如设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当年12月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摘编自李攀《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土地短暂的私有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村进行的制度改革逐步确立并推广，适应了当时最广大农民的需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极大地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摘编自杜志雄《70年中国粮食发展的成效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80年代，我国提高粮食产量的举措。
材料 殿试虽然始于唐朝，但当时并未形成制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才在省试上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并成为定制。宋太祖曾对近臣说过：“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唐代，主考官入贡院前，允许台阁近臣荐举考生。这种公荐直接关系到考生能否被录取。由于这种公荐极易导致营私舞弊，宋太祖乾德元年（968年）下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法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糊名法初行于唐，但并未普遍推行，到了宋代成为定制。糊名法，即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乡贯等糊上，使考官无法确定试卷的归属。但是糊名后，考官虽无法看到考生的姓名，还可以通过笔迹辨认。为了禁绝这种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始在殿试中实行誊录。誊录，即在收卷后，由专人誊写试卷副本，考官根据副本评阅定等。在考试内容方面，宋初沿袭唐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士。这种制度的消极性日益暴露。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下令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取士。唐代，进士科考试录取率极低，每科一般录取二三十人，到了宋代，大大扩充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进士科为例，北宋每科录取约277人。
——摘编自李建国《略论宋代科举制的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代科举制相比，宋代科举制所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科举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下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万国来朝图》（部分）。介绍如下
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平定西域、准噶尔和回部。次年宫廷画师为皇太后七十大寿创作了《万国来朝图》。画面描绘着大年初一、在雄伟威严的皇宫中，万国使节穿着华服，手执书写着国名的锦旗，带着琳琅满目的贡品，等候皇帝接见的情境。这些朝贡者既包含了东北、福建、台湾、湖南与两广地区等地的少数民族，也有远西诸国（荷兰、英吉利、法兰西等）。
但是学者根据《实录》和《起居注》记载，发现当日（乾隆）只是“御太和殿受朝，作乐宣表如仪”，然后请蒙古王公和各位功臣吃顿饭就完事了，根本没有“万国来朝”。
——摘自李夏恩《万国来朝大戏：各朝皇帝的面子工程》等
材料二 下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光绪帝致英国国王的国书》（1905年）。内容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英国大皇帝：中国与贵国通好有年，交谊益臻亲密。夙闻贵政府文明久著、政治日新，凡所措施，日臻美善。朕眷恋时局，力图振作，……兹特派兵部侍郎徐世昌、镇国公载泽、商部右丞绍英前赴贵国考求政治……惟望大皇帝推诚优待。
材料三 如图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中英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1972年）原件。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中英联合公报原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一致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二、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决定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三、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王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欣赏。
(1)有学者认为《万国来朝图》史学价值不高，请评价这一观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晚清外交政策有哪些重要转变，并说明转变原因。
(3)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些重要的原则和制度？
材料一 票号起源于19世纪初，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异地之间商业贸易时货币运输困难的问题。票号的初期经营者几乎都是山西人，这些票号分布在京、津、张家口、平遥、西安、开封和苏州等传统商埠，为往来商人办理埠际间的汇款。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南北交通中断，票号开始承揽官款汇兑业务。官款汇兑业务量大、资金流量稳定、汇费收入多，给票号带来了丰厚的营业利润，刺激了票号业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票号进入迅速扩张期，票号汇通地向对外通商口岸扩展，出现了非山西商人创办的阜康、源丰润、天顺祥等南帮票号。到1893年，票号开设数量多达28家。
—摘编自刘建生《金融需求变迁视角下山西票号衰亡及对当代启示》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进行经济侵略。19世纪中叶起，一些进步之士认识到自办银行的重要性，认为自办银行可以“杜洋商之挟持，以挽外溢以足国”。甲午战争后，金融需求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批民办企业需要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资金和存汇等服务。诸多因素，使得第一家本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建立。1905年后，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官办与私营银行渐次开立。本国银行成立后，票号官款汇兑和埠际汇款等业务逐渐被分流，票号的经营日渐艰难。辛亥革命后，为了振兴实业，政府陆续推行了一系列发展银行业、健全银行制度的则例、法令。但各军阀为了筹集军费，通过银行大肆发行公债。银行进行公债投资牟取暴利，反而对民族工业的贷款微不足道。十余年间，有200多家银行先后成立，银行业呈现出虚假的繁荣。同一时期的票号则因转型失败而彻底衰落。
—摘编自周建波《银行、票号兴替与清末民初金融变革》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甲午战争之前票号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民初中国本土银行产生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统治者为了实现自身的集权统治和一党专政的政治目的，不允许总统有被弹劾的风险存在，故而监察法并未规定对总统的弹劾权。同时监察法没有规定监察院的惩戒权，监察院受理的弹劾案件进入惩戒环节时需交付有惩戒权的机关执行。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弹、惩分离，起到平衡牵制的作用。然而实际情况是，监察院弹劾案件在惩戒环节移交后，被弹劾人员会寻求庇护与四处打通关节，惩戒机关也往往敷衍了事。在“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实质上全国最高监察机构。监察院如果弹劾的是国民党政府委员等中央高官，便要将弹劾案连同证据材料移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其监察效力难以充分发挥。“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监察院最终沦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没有实用性的“摆设”。
——摘编自张京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法制及其史鉴价值》
材料二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苏维埃政府仅从1931年到1934年颁布的各种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就达180余件，为中共建立起一套比较正式的监察机构奠定了扎实的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党内监察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初步形成了以党政监察机构为主体，包括军事检查所、政治保卫局检查科、司法审判机关内设监察人员在内的苏维埃监察机关。而且，苏维埃政府还不断扩大群众监察员的参与，设置了由监察机关指导运行的群众性非正式监察组织，工农群众通过使用选举、检查、批评等手段来监督和罢免干部，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辖各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统治势力分割阻隔而未能连成一片，所以中共在监察活动的实施工作体制上特别强调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和分级管理的适用性。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十分注重在实践工作过程中不断加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工作力度，从而为苏区监察制度的施行提供了根本保证。
——摘编自谢建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监察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院最终沦为“摆设”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
(3)对比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监察制度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从秦至唐，政府主导下的城墙营建逐步成熟，由城外往里看：第一层是城市外围的高大城墙——外城廓；第二层为内城墙，这里大多为普通百姓的居住区；第三层为皇城；第四层为宫城，是帝王居住、听政的场所。宫城城墙的质量、高度是最高级别的。城门的设置上，无论城墙的轮廓是何形态，城门都按方位开四门、六门或九门，体现了我国古代“礼制”思想以及儒家的四方观念。此外，城门外还加筑“瓮城”，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在一些水灾频发的地区，瓮城还可以减小对城内的破坏。明清时期，大量的人口由城内迁出，城外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城与乡之间的界线出现了“模糊地带”，城墙也不再是绝对的标志物了。
—摘编自王筠、邱厚梁《浅析中国古代城墙的发展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现代以来，作为城市象征物的城墙见证了我国城市空间的转型。下表是不同历史时期城墙变迁的信息。
| 时间 | 城市 | 城墙的变迁 |
| 1907年 | 杭州 | 铁路自城外贯城而入，拆去清泰门城墙数十丈，是为杭州拆城之始。 |
| 1927年 | 苏州 | 改造旧城门、增开新城门，并将与城门相连的道路开始拓宽改建。 |
| 1927年 | 南京 | 南京城墙“拆”与“保”引发社会各界争论。徐悲鸿发表《对南京拆城的感想》，反对强烈，直斥拆城是“续貂之举”。 |
| 1982年 | 西安 | 首次提出古城保护的口号，确定了“维修城墙，整治城河，改造环城园林”环城建设方案。 |
—摘编自郭婷《城墙的命运—20世纪中国城市空间的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城墙修筑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现代城墙变迁的主要方式并简析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中国近代的市场环境极为恶劣，强大的外国商品与外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鉴于此，一些中国商人向政府呼吁保护民族工业发展。1882年李鸿章上书朝廷，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申请了十年专利及减免税厘的特权。1904年1月，清政府颁行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经济法规——《商人通例》和《公司律》。此后，历届政府也都出台了许多经济法规。为促进和保护民族工业企业，一些专职倡导国货运动的机构先后成立，如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与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下，1933年5月中国获得法律上的关税自主权，逐渐改变了中国关税长期单方面低于列强关税水平的现状。
——摘编自陈佳琪《中国民族工业保护的早期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1978年我国吸收外资近乎是从零起步，到2018年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累计达到2.1万亿美元，2018年利用外资的额度已达1983年的145倍左右。外资企业对我国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净出口贡献巨大，由此，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这为我国游刃有余地应对外部经济冲击，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提供了强大基础。外资进入不仅集聚起可以供本区域发展所需的投资，还通过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了生产效率。外资通过同业之间的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带动内资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最终实现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外商在我国投资建厂，招录本土员工，可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同时，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带动了国内总体工资水平的提高。
——摘编自李志翠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成效、经验及对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民国时期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主要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晚清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资态度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法国“中学西渐”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驳斥“西方中心论”。
材料一 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使中国开辟了通往中亚、欧洲乃至更远地区的大陆交通线。东汉时期，甘英就是在张骞“凿空”的基础上到达波斯湾的。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隋唐时期，对外交往水陆并进。辽宋夏金时期的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实现，中国对外交往进入繁荣阶段。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对外交往中，中国输出的大都是传统产品，如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种输出主要不是商品交易，而是赠予行为。隋唐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随着朝鲜、日本和西亚、南亚的使臣的往来而传到各地。同时，中华文化又不断地汲取各地的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辉煌。
——摘编自夏克传《中国古代外交规律性认识》
材料二 1861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事常设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1862年起，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以培养外语与外事人才。1864年，总理衙门拨银刊印《万国公法》“以助中国外交因应之参酌”。1871年，清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中成功删除了日本原本要求的“利益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曾纪泽在1878~1885年间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他提倡开放、通商互利，主张利用公法、采用西礼等。1898年，总理衙门奉旨“参酌中西体制”，制定款接外宾章程，并“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就中国而言，经历了一个由“体系外国家”变成“体系内国家”的艰难过程。
——摘编自姜德琪《中国外交近代化内在成因分析》
材料三 邓小平在对外战略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调整国家的外交政策……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中国政府越来越把和平发展由对国际形势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转化为自己的长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参与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实践从服务自身发展逐步向承担大国责任转变，追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而其根基所在便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摘编自何奇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至明朝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成因，并说明其国际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材料 据统计：清末约有生员50万人，举人4万人，进士4千人，以1750年成年男性人口计算，生员约占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0.01，举人约占0.001，进士仅约占0.0001。科举制下的精英培养，被数百个家族所垄断。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中国累计仅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接近万分之七，低于清代举人。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所有大学中排名前10%）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而当时90%的中国人居住在村庄。
1949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无声革命”。1952—1955年间，北大农村地址的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198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2.8%。1952—1955年间，苏州大学农村地址的学生比例从3.6%增长到11.4%，1984年后的20多年中，农村生比例与城市生基本持平。
这场“无声革命”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声”社会政治革命的延续和发展。“无声革命”虽然平缓，但力量强大，影响深远。精英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基本决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的构成与来源。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摘编自梁晨、李中清《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等
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一场无声的革命”这一观点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