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官”的解释，《说文解字》释为“事君也”，即替为君者效命，为君主服务。换句话说，不论公卿，还是臣仆，只要为君主做事，即是官。古代实行品级、俸禄制，目的自然是使为官者随时想到“食君之禄，为君效忠”。考课、监察、回避、致仕等制度，虽然有管理官员制度化的一面，但也有君对臣更加严密控制的另一面。权力制约，其出发点是为了防范大臣擅权，避免皇权旁落，试图用以牵制整个官僚系统。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在设官分职的同时，又无不想方设法建立种种权力制约机制。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谢保成著《官制史话》
材料二 以下是有关尚书的史料
| 出处 | 史料 |
| 《汉官答问》 | 汉初以丞相总天下事，尚书不过少府（九卿之一）属官，治文书而已。武帝时……臣下章奏上尚书，尚书进于天子，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与之议 |
| 《后汉书·仲长统传》 |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
| 《通典·取官典》 | （曹）魏置中书省，有监、令（中书省官职）。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 |
| 《朱子语类》 | 唐制：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若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 |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从汉至唐尚书职权的演变，并谈谈你对这一演变的理解。
材料一 从1876年7月英商擅自修建的吴淞铁路开始部分通车，公开营业到1911年清政府覆灭之时的36年中，清政府共计修建铁路9100公里。在这些铁路的地理分布中，东三省几乎占了全国铁路里程的30%，几条干支线的完成，初步构成了整个东北地区的铁路骨架。清末东三省地区铁路修筑较多，主要是东北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晚清政府也积极改变政策，兴修铁路。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的京奉、京汉、津浦、京张四条千线以及与这些干线相连的正太、汴洛、胶济、道清四条支线初步构成了一个华北铁路网。整个长江以南地区修筑的铁路里程都较少，在华东地区主要是以上海为中心修建的淞沪、沪宁、沪杭甬几条铁路。清代的铁路建设，亦为民国的铁路建设提供了经验教训，其铁路的特点影响着今后的铁路建设。
—摘编自朱树森《近代中国铁路的修筑及其地理分布》
材料二 1840年时，德法两国的铁路里程相差无几，且法国略长。到1850年，德国的铁路里程已接近6000公里，大约是法国的两倍。10年之后，德国的铁路长度却达到法国的两倍以上。德国的铁路建设相对于英法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早期就有铁路修建的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提出。各邦国出于经济利益和军事安全上的考虑都极力修建铁路，尤其是德国的河流大多呈南北走向，但是德国天然缺乏纵观东西交通要道，人工修建铁路可以克服这一天然的缺陷。除了民间募集资金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铁路是由国家建立，并由政府运营的。铁路的发展使得与铁路建设紧密相关的产品需求量大增，促进了机器制造业，钢铁煤炭行业的发展。在德国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铁路建设直接催生了德国股份制企业和新型金融业。
—摘编自宋彩红《近代德国铁路建设及其与经济，政治互动研究（1835～1918）》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所修建铁路的地理分布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德国铁路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二战结束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立即着手进行福利国家建设。首先，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如英国1946年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法”，1948年颁布了“国民救济法”。其次，统一了社会保障事务的管理体制。如英国从1944年起就实现了对社会保险、社会补助和社会救济项目的统一设计、统一管理和统一实施，最终确立了“福利”与“国家”之间的联结关系。20世纪50—70年代，北欧等发达国家，仿效英国的做法，完善了其社会福利制度，使社会福利涉及到大多数人，甚至是社会全体成员。
——摘编自周良才《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几点认识》
材料二 福利制度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产生了失业危机、财政危机、老龄危机、社会危机、观念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等。
——摘编自肖爱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利弊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应当如何”但并不是“实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协商民主的缺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的认识。
材料一 事实上，清政府从军工厂调拨给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是具有商品的性质。从1874年起，天津机器局首先得到出售军火款项收入，1884年后江南制造局因出售军火而所得的财务收入更多。此外，这些近代军火工厂所使用的工人，在一开始多数是雇佣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其中有的还是从外国工厂雇佣来的技工。
——摘编自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
材料二 据农商部注册的顺序号码统计，自1912年至1927年11月止，批准注册的工商企业共1627家，平均每年102.8家。从所注册的企业内容来看，纺织、矿业、华工、机械、电业、航运、火柴、医药以及农、林、牧、渔、水利等企业，均得到发展。这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个棉纺织建厂高潮。据统计，从1890年至1911年国内建厂31家，而1912年至1923年间，新建棉纺织厂达71家之多，建厂速度大大加快。布机数由1912年的2316台，增加到1919年的13796台，1928年的29582台。
——摘编自徐进功《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军事工业所具有的性质并说明其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12年至1928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条件并归纳其特点。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各国列强接踵而来，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落后的中国次次以失败告终。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伴随着割地、赔款、开埠……古老的中国已无法承受列强的宰割，羸弱的祖国母亲渴望着她的儿女们救她出水火之中。 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各阶级相继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
——摘编自任燕《近代前期中国人民对救国道路的探索》
材料二 20世纪初叶，当中华民族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欺凌和黑暗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危难时刻。在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确定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在不断探索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所走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并不相同，十月革命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契机，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取得胜利的，而作为中国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力量过分强大，中国革命的任务特别艰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多次武装起义，唯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转向井冈山，是开辟这条道路的开始，此后也因我们党内“左”的错误的影响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但经毛泽东阐明和探索出的新的革命道路，历经22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的检验，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摘编自孙占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前期中国各阶级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探索。(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革命道路的名称，并分析这一道路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诸侯战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发起了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变革，完成中国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 以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运用为标志，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 传统的贵族分封制逐步被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所取代，“封邦建国”的方式被统一的帝国所取代，社会成员结构从贵族和平民为主体转变为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 这种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思想异常活跃，众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各国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网络人才，优待知识分子，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摘编自张国刚《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问题研究》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外部和内部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惯性机制支配下，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削弱，组织能力降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传统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被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但中国不是以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而是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身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 然而，由于政局变换，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平稳地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艰难中寻求发展。 在列强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成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落入了殖民地宗主国的半殖民地。19世纪70年代，以郑观应、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君民共治”和设议院要求，是近代民主化的最初思想酝酿。 有革命派所领导的社会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最终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把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向一个高峰。
——摘编自刘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这一特征在社会领域的反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
材料一 1928年，蒙藏委员会作为管理蒙、藏民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南京成立，规定蒙古改革各盟公署及土司，制定了兴办教育等政策。1934年，蒙古各地筹设独立司法机关，其管辖范围由当地情形决定，不受旗行政区域的限制，各司法机关参用蒙人任职，但须由国民党中央任命。经济上“厘定征收蒙古土地”，筹设蒙古贸易公司及畜牧产品工厂。此外还撰制各种浅显之宣传品，以阐明“蒙古民族为整个中华民族之一部，三民主义为蒙古民族唯一之救星”。1931年，国民政府为缓解边疆危机，迫于无奈颁布《蒙古盟旗组织法》，“盟”在法律上取得了与“省”平级的地位，自治程度提高，但实际上在管辖对象上采取“属人主义”的“双轨制”，汉人仍归省县管理。
——摘编自朱纲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策研究—以内蒙古地区为例》
材料二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1947年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规定自治政府是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民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旗为自治区域，区域内各民族团结一致，推选乌兰布为自治政府主席。次年，内蒙古民主改革运动开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不两利”——“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其中由牧主牧民自行议定的“新苏鲁克”制，废除了封建特权，重视人的平等，规定了牧工和牧民的权利义务。1950~1951年，成立包头市回民区、鄂伦春自治旗及重新划定农牧界限，并在蒙汉杂居之地暂时搁置“旗县分立、蒙汉合治”的争端。
——摘编自贾卓娅《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内蒙古民族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实施的民族政策的进步之处，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在1877年至1881年的海斯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声势空前的文官制度改革行动。海斯大力抵制国会对内阁组建的干涉，坚持在内阁成员遴选中贯彻独立自主、量才选用的原则，由此拉开了文官制度改革的序幕。海斯将行政的“去政治化”作为改革的要义，主张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原则，还安排改革派人士前往英国学习文官经验。此外，这场改革亦有着维护总统行政权威、改善政府公共形象的另外一层政治内涵。但是在实践中，它只不过是为后来进一步的文官制度改革做了一些试点工作。一些要求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例如在1878年的中期选举中，政府官员们依旧被要求缴纳政治“捐款”，海斯总统对此未加阻止。
——摘编自钟棒棒《美国海斯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研究（1877—1881）》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2017年，中央颁布《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对离职公务员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等予以限制。2018年，《公务员法》首次修订，明确规定“公务员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定不仅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关、廉洁关，还进一步明确“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
——摘编自白智立刘梦远《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我国人事行政发展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海斯文官制度改革的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务员制度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意义。
材料一 工业革命前夕，在英国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依旧是商业资本，“商人”不仅仅是承担其商品流通中介的功能，还凭借巨大的商业资本成为真正的统治阶层，他们在政治中的优势地位与对经济机会追求的结合，必然的结果是政府对国内和殖民地经济垄断行为的盛行。这一时期英国商人不是纯粹的商人，他们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投入生产中，具有商人与生产者双重身份，拥有“商人工厂主”身份。在商业拓展中产生的一些制度安排“使得经济单位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企业），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圈地、汇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公司）”。
材料二 宁波商人多是依附于外国洋行或银行的买办，集买办与商人一体而致富，“无宁不成市”。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宁波商人逐渐将其资本扩展到天津、汉口等城市。真正让宁波商人资本发迹的是当时利润较高的新式商业，如五金业、眼镜钟表业、西药业等。在资本积累至一定程度后，宁波商人逐渐投资民用工业，呈现出“以贸易为先导，金融为依托，航运为纽带，工业为基础”的特征，如严信厚在宁波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此外，宁波商人资本以银行组团的形式给国民政府放贷，大量购买国家公债，此举获得了大量稳定的高额利息。到了抗战前夕，宁波商人资本从工业中大量抽逃。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罗翠芳《近代转型时期中西新兴商人资本“角色”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英国商人资本和宁波商人资本的异同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造成英国商人与宁波商人资本不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