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埃及降水非常少，但因为尼罗河，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了农业，很早就出现了文明。尼罗河在埃及境内有1200多千米，埃及人把尼罗河周围的土地称为黑土地，与周边沙漠的红土地相区分。尼罗河不仅给埃及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为埃及提供了交通、通信以及食物来源。尼罗河在每年7月开始泛滥，9月达到高峰，尼罗河的泛滥使埃及进行耕种的肥料有了保证。因为尼罗河，古埃及的历法把一年分为三季，分别是7-10月的泛滥期，11月到次年2月的生长期，3—6月的干旱期，这与尼罗河的涨落是完全吻合的。尼罗河中的鸟类、鱼类，还有其他动物，是埃及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埃及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晏绍祥《世界文明的摇篮：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
材料二 在古埃及固有的文化传统中，象形文字的产生与发展颇具代表性。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既不像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那样可以为几个不同民族的语言所利用，又与古代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演变不同，它仅仅为古代埃及民族所利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开始出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流行了三四千年之久。虽然在这几千年中，象形文字的语法和词汇变化相当大，特别是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语言，较之法老时期，很少相似，但是象形文字的传统却得以保存下来。
——摘编自刘文鹏、令狐若明《论古埃及文明的特性》
(1)根据材料一，分析尼罗河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随着俄国国内反动势力的平息以及国外武装干涉的覆灭，以“管控”为主要特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国内外的现实情况。而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1918年至1920年这三年时间里致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极端困苦，特别是农民这一群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余粮收集制”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粮食收集制”，不仅收走了农民的余粮，甚至连农民的一部分口粮也强制征收了，广大农民对此苦不堪言。1921年，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俄国由此转向发展国民经济的新道路。面对当时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人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实际，积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为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及实施奠定基础。
材料二 新经济政策以发展农业为序幕，把工业的振兴发展作为目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即通过商业关系这个中介持续带动苏俄（联）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积极主动地去开垦新的耕地，扩大种植面积，进行家畜饲养，实现了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提升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发展。苏俄（联）重工业也恢复了增长，重工业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轻工业得到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卢布保持长期的稳定，也有助于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新经济政策废除了禁止贸易的规定。因为禁止贸易，实行计划配给制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弃苏维埃俄国实际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苏俄（联）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唐广虎《列宁新经济政策内容及启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分析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苏俄（联）实施新经济政策取得的成就。
材料 近代国际法，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止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揭开了近代国际法的序幕。近代国际法主要适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长期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广大的殖民地、附属国被视为所谓“非文明或半文明国家”，被排斥于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到19世纪，近代国际法有了长足的发展，国际条约大量增多，且以通商、航海、领事、引渡、货币、邮电、交通、渔业和版权等事项为其主要内容。瑞士人杜南特最先倡导了战争的人道主义化运动。1864年，12个国家签署了《改善陆军伤员境遇公约》（又称《日内瓦公约》）。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两次海牙和会对战争法的规范化和改进，都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到19世纪，国际仲裁的实践突飞猛进，国际仲裁制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在交通、通信、经济、卫生、科技等一定的专门行政事务领域内。
根据条约而设立的一种国际机构，称为国际行政联盟。
——杨泽伟《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分期》
(1)根据材料，概括近代国际法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际法的影响。
材料一 从《舜典》到《清会典》这样连续出现的鸿篇巨制，说明古代法规一直处在由简到繁、由粗及细的逐步完备的发展过程中。从残酷的刑罚规定到废除肉刑，从首重刑法到兼及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纠纷，表明法规一直受到社会发展和各种矛盾变化的直接影响。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严刑峻法的内容，还兼及维护礼制、处理家庭财产继承以至尊卑贵贱主奴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种严格等级秩序，鲜明地反映着法规的阶级性质。中国古代，君主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君主所颁布的诏令敕谕是最高的法律形式，所作出的裁断是最高的判决。从北齐至清代，一直把“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列为刑章之首，正是统治意志的集中反映。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的长期并行，既说明古代法规的兼容性，又表现出立法、司法长期依附于政治权力，体现以君主权力和“人治”为中心的专制政治的特点。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路德的主观动机是纯粹宗教性的，然而他的思想行为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世俗社会的巨大变化。从思想上来说，路德的“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将灵魂获救的根据从外在的教会转向了内在的信仰，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马克思说“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从实践上来说，路德的宗教改革最终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引发了一系列宗教战争，并且通过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教随国定”的原则确立为处理宗教分歧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确认了宗教分裂的事实，从而使宗教宽容精神取代了宗教专制主义而成为新时代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这种宗教宽容以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普遍宽容的精神氛围中，现代科学和民主才成为可能。
——摘编自赵林《宗教改革对于西欧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自秦朝以来历朝历代制订法律的主要目的。(2)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路德的宗教改革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依然存在，但苏联已成为影响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毛泽东指出：“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要建立一条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来打乱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部署，以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摘编自颜永琦《新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评析》
材料二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方针（“一条线”外交战略），取得巨大成就。1973年，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了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对提高中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打破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的封锁局面有着重大作用。中国对外贸易也逐年发展，197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45.9亿美元。1973年猛增到109.8亿美元，1975年又上升为147.5亿美元。向来不甘落后的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贫穷与落后，发展国民经济、改变贫困面貌，就成了广大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为顺应人民这一意愿，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摘编自舒建国《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实践效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实施“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历史背景。
(2)结合所学知识，列举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并综合以上材料分析中国实施“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意义。
材料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合作社运动方呈复兴之象。各省市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指导合作社工作，国民政府也于1934年颁布《中华民国合作社法》来进行规范。1928年，中国合作学社、中国合作运动协会等民间研究机构成立，从事合作事业的宣传、指导及调查研究等工作。同时，中外私人合作团体热心指导我国人民设立合作社。尽管南京国民政府采取许多措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社数和社员数年年有所增长，但合作社覆盖面仍然很小，并且各地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了其所起作用是很有限的。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的解放区大力推动合作社运动和合作社的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反对敌人的封锁和扫荡，建立独立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都大力支持合作社经济。
——摘编自张念瑜《民国时期合作社发展的得与失》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农民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领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同构成了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地实践的不断丰富，农民合作社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称谓也在不断变化，由最初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渐演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下，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我国的农民合作社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合作社的最大区别，也是中国农民合作社独具的特色。1995年9月，国际合作社联盟重新确定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进一步修改了合作社原则，以指导世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田友《农民合作社称谓演变及其原因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农村合作社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民合作社称谓演变的原因。
材料一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治权力逐渐由国王转移到了国会和执政党手中，政府官员的任用，均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掌握。结果政党的更迭导致政府行政人员大规模更换，政局不稳，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进而英国资产阶级产生了改革官吏制度的要求。1700年，议会通过《吏治澄清法》，区分了“政务官”和“事务官”。1701年通过的《王位继承法》规定“凡受国王的任命及取得国王年金，皆不能当选为下院议员。”1805年，英国财政部率先建立常务次官制度，首先设立了一个地位相当于副大臣的常务次官负责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不参加政党活动，不随政党的更迭而更换，长期担任实际行政职务。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英国资产阶级建立高效政府的需要。1830年后，这项制度在内阁各部全面推广。
——摘编自古燕《西方政治的稳定器文官制度》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创举。然而，原先的干部人事制度弊端日益增多。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当前干部管理方式单一、一切按行政级别划线。“国家干部”是一个庞杂的队伍，如果不能够根据人员的特征和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的管理，就不能够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中，各级党委一直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企事业单位缺乏用人的自主权，这造成了干部管理上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人与管事相脱节。整体上仍然缺乏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且缺乏法律效力。
——摘编自范朝远《我国人事行政制度的沿革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19世纪初英国官吏制度改革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的弊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解决这些弊端的主要制度性措施。
材料一从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坛、庙、冢，到江淮地区的凌家滩墓地和环壕聚落，再到中原地区以双槐树为代表的河洛古国遗址，在距今5500—5000年各地均出现了以城址、祭坛、王陵、“璧琮璜”玉礼器和“鼎豆壶”陶礼器为标志的古国，它们恰如满天星斗，构成了中华文明初曙阶段的多个源头。而且，由良渚、焦家、凌家滩、牛河梁等遗址中的史前先民所创造的玉器、陶器和棺椁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开启了我国礼乐文明的先河。
——摘编自方辉《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及其文化基因》
材料二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此所以孔子要梦见周公，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摘编自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
中世纪英国城市按照其起源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源起于古罗马，在黑暗时期幸存的城市，如伦敦、约克等。二是原是军事基地发展起来的，获得商业成功后发展成的城市，如牛津、诺丁汉等。三是由村庄聚落有机发展起来的城市。如白金汉郡的Wycombe等。四是防御性乡镇，如Hull河上游的Ludlow等。总体来看，这些城市的规模都还不大，形态和布局相似。……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乃至全世界城市的人口数量都在短时期内迅速增长。183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内，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包括伦敦在内就有6座，而在1891年增加到24座。在1801年英国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城市人口就达到了300万，到了1850年左右，已经占其总人口的50%。伦敦在这一时期更是成为了当时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样板。……英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速度过快，而城市的基础设施等并没有完善，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生态问题。1903年和1920年，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为理论依据的两座城市建立了，莱奇沃思和韦林。这两座城市被称为花园城市，她们也是“新城”的前身。
——齐爽《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中世纪和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兴起特征的不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新城运动”兴起的背景。
1624年，荷兰首创印花税，对商事产权凭证实施征税，其方法由纳税人持应税凭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缴纳税金，政府机关在缴税后的凭证上用刻花滚筒推出“印花”戳记，以示完税，故称印花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日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其经济结构逐渐由农业向工商业过渡的过程中，税收体制亦由农业税制向工商税制转变，从“税农”转向“税商”。国内外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为经济活动的契约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印花税的开征具备了可能性。为挽救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财政整理，包括改良财政制度、举借内外债、增加捐税等等，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开征印花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这一历史的机遇中蕴含着痛苦和无奈的选择。……印花税在设立之初，晚清政府对19种契据、帐薄征税，此后又增加至40余种。印花税检查员到处检查，使得本来无需任何手续的正常物质调配和商品存放出现了较多的障碍。
——李向东《印花税在中国的移植与初步发展（1903-1927）》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征收印花税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印花税的征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