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
大工业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就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用以限制它的狭隘范围发生冲突了。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以及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材料二 身处快速工业化进程的马克思深刻洞悉了工业文明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一方面，工业化创造的生产力，极大提高了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工业文明。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看到，在工业化主导下的自然遭到了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高度紧张，人成为一种独特的“物”。马克思对这些现象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工业文明思想既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又是对工业化的批判与超越。
——摘编自冯凯《马克思工业文明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指出这一观点产生的背景。(2)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这种家族本位的法律伦理并非完全是穷途末路的罗网与糟粕。“礼法合一”的律法结构形式，以“礼”与“法”的相互勾连，将“人”“家”“国”三者天衣无缝地统合起来。显然，家族本位伦理如果能够剔除专制主义与身份等级的控制色彩，不过分扬尊抑卑，不颂扬等级差序，不轻视个体人格价值，那么,其内在所蕴含的仁爱孝悌的亲情法则、谦和好礼的交往法则、诚实信用的经济法则、克己奉公的社会法则，都不失合理性及有效性。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二：在清末民初律法的演进中，中国传统伦理坚守着“经世之学”的信念，西方近代伦理也同步进行着大举侵入。律法的方向从“变法不变道”转换为“变法也变道”,律法的主体从“臣民”转化为“国民”,律法的主旨从“家族本位”转化为“个人本位”更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本位”,律法的标尺从完全的“重义轻利”转化为部分条款的“重利轻义”。清末民初的律法不停更改着自己的伦理内涵及具体条款，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传统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没有被定格在历史的尘烟中，而是再度如浪潮般回卷、复归。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三：在近代社会转型和法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法制确实在向西方标准转型，表现为西方形态化移植、引进、吸收西方的制度文明。这就是中国的外倾运动方向，这是一个从被迫到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除此之外，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转型还有一个内倾的运动方向，或者说是“中国化”的运动要求。这与法律西方形态化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近代化转型。
——摘编自张晋藩《“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传统法律伦理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其对当今依法治国的启示。
材料一 廷议，又称集议。集议是中国古代朝廷商讨政事的一种形式，最早萌芽于 时期。《尚书·周官》中有“议事以制，政乃不迷”。集议制度在唐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唐六典》中记 载：“议，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 异同，奏而裁之。”唐朝还设立了都堂集议制，每逢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唐代的内政、外交等大事也多 采取集议方式进行决策。为了便于宰相集议军国大事，唐初在门下省设立政事堂，高宗时期将其迁至中书省，唐代还在尚书省举行不定期、不定人员的百官会议。
——摘编自曹毅《中国古代君权制约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 宋代廷议制度有了更详尽的规定，设置了廷议的固定场所，参加者的排班程式固定化，廷议的议程实现程式化，设有掌管廷议的监议御史。《宋会要辑稿》载：“宋初，刑政典礼之事，当集议者，先下诏都省，省吏以告当议之官，悉集都堂。”仁宗时，段少连说：“国家每有体大之事，必集群官议于尚书省。”
——摘编自林乾《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
材料三 明朝的廷议制度和程序进一步明确，议题更加集中。清代廷议多讨论军国大事，如雍正五年(1727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叛乱。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帝乃“命廷臣集议”,决定出兵平叛。廷议之权在君主，没有君主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召集大臣廷议，而且廷议的结果也是由君主最后作决定的。
(1)结合所学知识，完成材料一中的填空，并根据材料一、二，指出集议制度从唐至宋发生的变化。(2)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清两朝对集议态度的不同说明的问题。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古代中国集议制度作一简要评价。
材料 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后世沿名，不究其实……初，太祖分迭刺夷离堇为北、南二大王，谓之北、南院。宰相、枢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护卫，皆分北、南，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语过官制者，可不辨。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卿，朝廷之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
——摘编自《辽史·百官志一》
(1)指出材料中辽朝推行的政治制度，分析出其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官制中官员的具体职责。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官制实施的意义。
材料— 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化迅猛发展，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环境导致公共卫生问题恶化，从而促发了城市公共卫生改革。1870年至1890年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1871年，圣路易斯市组建完成一支从正规部队中招募人员组成的卫生监督部队。80年代开始，许多城市先后建立街道清洁部，专门负责街道保洁工作。期间，城市政府还首次吸引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垃圾处理工作。由数万城市儿童组成的“青年街道清洁联盟”在改善城市居民不良生活习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878年国会通过《国 家防疫法》进一步扩大了海军医院服务部在海事检疫方面的权力。90年代纽约、波士顿等港口城市开始对来自国外的猪和羊进行检疫处理。建立在细菌理论基础上，改善儿童健康、纯净牛奶、灭蚊等改善大 众健康的系列社会行动接踵出现。
——摘编自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国民健康指标极其恶劣，公共卫生体系将近于无。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在传染病防治方面，除一般性的卫生防疫体系之外，国家还建立起如结核病防治所、皮肤病防治所等各级专科防治所。新中国初期就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接种牛痘和卡介苗。1952年中共中央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随后自上而下各级政府都成立相应机构，动员群众开展卫生运动。70年代后期，全国公共卫生机构发展到4千多家，卫生防疫人员9万多人，基本形成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国境卫生检验检疫等方面组成的全面的公共卫生体系。
——摘编自张栋《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美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兴起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意义。
(3)谈谈上述材料对我国当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 中国的香料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南洋香料尤其是印尼香料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香料文化的发展。宋元是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从仅有的三次详细记载来看，各类香料是印尼三佛齐朝贡宋廷的重要物品。
明太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是未能杜绝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民间贸易，香料走私时有发生。清初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南洋诸国只能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这个时期，印尼的香料贸易网络已被荷兰殖民者所垄断。自1680年到1720年，每年平均有10艘左右的船舶从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航行到巴达维亚，用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换取香料等土产。还有欧洲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到中国贸易，香料是他们向中国出售的主要商品。
从汉唐到明清长达千年的香料贸易中，中国与印尼区域的多个古代王国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古代香料文化。古代中国盛行佛教和道教，其宗教仪式中都以焚香为其重要组成。而在日常生活中，“熏香”则成为皇室和贵族一项重要的生活方式。五代李珣《海药本草》中记载了主要由印尼传入的沉香、肉豆蔻、丁香等香料的医药用途。明中期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料 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溢日常饮食。
——摘编自许利平《古代印尼与中国香料贸易的变迁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古代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的影响。
材料 北京政府时期关于《商会法》的争论商会是近代中国最早得到法律承认、由商人精英组成和领导的新式社团。1913年1月，以“联合商界，振兴实业”为宗旨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1914年，“因奉天商会联合会干预税务条陈，总统府拟取消联合会，并严格监督各商会”，颁布《商会法》。于是全国各地商会群起反抗。
政府指出，《商会法》“既经公布，根本业已变动，凡从前部准章程不在法律所规定者，当然一律无效”。而商会人员认为若“无全国商会联合会，则各省商人只知故步自封……难言利源广辟”，《申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又当商战剧烈之时，欲谋商务之振兴，实业之发达，非有全国商界集合团体为之联络研究进行”。
根据规定，行政各级官厅对于农工商会往来公文一律用“令”“批”，这实质上是将商会贬为行政官厅的属员，是各级行政官厅“微员职皆得令之……事权薄弱，商民势必被豪官猾吏鱼肉摧崩”。《商会法》对清末成立的各省商务总会只字未提，只承认本政府管理后成立的合法商会，并裁撤各省在清末抵制美国货、收回利权等斗争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商务分会。经过多番斗争，大总统批示同意允许其进行自我改组，在争论中，有的商会强调“商情变化，与普通行政不同”，要求仍沿袭清末的旧例，“地方官厅对于商会有保护之责，无干涉之权”。还有的商会则揭露说，《商会法》规定“商会无一事不须秉承地方长官，层递周转，前清专制尚且祛除此种抑压，民国共和竟有此变本加厉政体”。
经过多番交涉以及袁世凯欲得到商界支持，这场斗争最后以商会的胜利而告终。
——摘编自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1)北京政府时期关于《商会法》争论的焦点有哪些？(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这场争论的爆发并由商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
材料一 “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者法拉第在19世纪40至60年代以蜡烛为主题，面向青少年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演讲内容后来被编成《蜡烛的化学史》一书出版发行，内容主要涉及蜡烛的组成、蜡烛的燃烧，以及氢、氧、水、二氧化碳的物理化学性质，还有大气的组成。如“我们知道蜡烛曾是一种重要的照明工具，它很亮，但温度不高；而同样来自氢氧焰的火炬，温度很高却不亮”。不过，科学家对物体的加热发光原理的解释，直到1925年运用量子理论才最终完成(如霓虹灯是由氛气放电造成原子内部电子的跃迁而发光的),法拉第那个时代这些理论都尚未成形，但是他对自己实验所描述的现象，进行了完全合理的解释。截至2020年，《蜡烛的化学史》英文版已再版200多次，日文版也畅销了80多版，第一部中文全译版正式问世。有两名日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将该书视为自己的启蒙读物。
——据[英]法拉第《蜡烛的化学史》等整理
材料二 1950年8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在当时推动翻译了大量苏联的科普图书，比较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的“苏联大众科学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联青年科学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选译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系列等。1961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国内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知识科普丛书。代表性作品的有胡愈之倡导、竺可桢等参与撰稿的“知识丛书”,华罗庚等编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学小丛书”,茅以升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科学小丛书”,李四光等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等等。这些图书都受到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借鉴苏联科普名著的基础上打造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创造了中国科普出版史上的奇迹。
——摘编自颜实《70年，由科普爱上科学——记新中国科普出版70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蜡烛的化学史》一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的成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普事业发展的表现，并综合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说明科普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 国际视城中“共同富裕”目标(追求)的相关表达(部分)
| 相关表达话语 | 提出者 |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 | [英]边沁 (1748—1832) |
| 和我们自己个人的完满发展比较起来，我们必须更加注意去改善我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这个社会有机体 | [英]萧伯纳 (1856—1950) |
| 普遍性的社会福利服务，即没有任何阶级、种族、性别与宗教等差别的社会福利服务，可以发挥这样的社会功能，那就是促进和提高全社会走向社会协调的态度与行为 | [英]蒂特马斯 (1907—1973) |
| (理想社会)在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较少的职业劳动和较多的个人劳动的情况下增加社会富裕；通过更健康的环境、更少的恐惧、更人道的劳动环境和更多的个人支配的时间改善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 联邦德国社会民 主党(1989年《柏 林纲领》) |
——整理自丁建定《“共同富裕”的国际视域与中国话语》
(1)根据材料，概括上述话语中“共同富裕”的主要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西方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
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