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东晋南朝时期，门阀政治发展到鼎盛，政权更迭频繁，土地私有制的浪潮又汹涌奔袭，东晋南朝时期的庄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大放异彩。战乱不息的中原大地促使士族冠带之家携家带眷避乱江左建立庄园，而战乱所导致的流民又为庄园的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据考证，当时为北来士族庄园建立重镇的会稽，直到刘宋时期也还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庄园使仓惶离乱的士族获得了安身立命之所，颠沛流离的移民重获安家立业之地。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被修建，原本为北方所种植的旱地作物被推广至南方。

——摘编自胡宗飞《东晋南朝庄园生产经营研究》

材料二：世族庄园在唐代以前为数众多，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最尊贵的世家大族”“不得不落到新兴军阀的统治之下”，众多世族庄园走向破败。中唐以后，通过市场化的土地交易，富民庄园方兴未艾。作为劳动力的“无田小民”，与庄园主之间经过协商与谈判，形成“明立要契”的租佃关系。这些佃农虽然仍是庄园的劳动人口，但已经不再以“奴婢”称之。中唐以后，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庄园产品剩余增加和交易盛行，庄园的经营功能逐步完善，农副产品的交易范围扩大。

——摘编自崔永盛《唐宋庄园和庄园经济研究》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一   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认为，民生主义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人也就是说，国强才能民富，国强是民富的基础，但民富才是国强的最终目的和最可靠的保证。1912年，孙中山在南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说道：“中国近代患贫极了，因而在行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生产力则贫。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措施，则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五四时期，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业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进行，既废手工而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富民强国的梦想，虽没能亲手实现，但却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引导着后继者们朝着这个目标奋进。

——编自于额《孙中山富民强国的思想及其发展》

材料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和外国人进行合作是允许的，有生意我们就要争取。可见，此时毛泽东已经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思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在充分借鉴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以及私营商业的工商业国有化方针，并逐渐形成了以建立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目标。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听从党的指挥，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终究是人民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他认为，无论党和国家制定出什么样的战略计划，最终执行者都是人民群众，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所有计划和战略才能够得以实施。

——摘编自徐涛《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材料一   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起源于近代的工业革命。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态，和工业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子”，它们就像两个车轮，承载着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发展。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50%，率先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启动了城市化进程。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使得重化工业取代纺织等轻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

——摘编自周跃辉《西方城市化的三个阶段》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有着一系列的局限。一方面，由于城市变革更多的属于外力冲击下的被动过程，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加上持续动荡的社会环境，因而始终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只能说是“半截子”近代化；另一方面，近代因素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和扩散，在地域空间上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口岸地区与非口岸地区，在近代化形式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更进一步讲，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力强制的移植，必然与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走上一条扭曲的道路。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透视和现实思考》

材料一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同时还带回大量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此后，汉武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使亚洲中部地区恢复了和平。随着古代各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另外，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二   两宋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舶市舶条法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贵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进出口货物有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科、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