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针灸术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日本的留学生和遣唐使来华，医药学是他们学习的重点之一。同一时期，印度佛教医方明经书相继被翻译为中文，朝鲜、东南亚的药物和医术也不断传入中国。公元651—798年，每年从阿拉伯、波斯驶往中国贩卖香药等货物的船只达4000余艘。五代时，李珣著《海药本草》，专门介绍外来药物。宋代，受阿拉伯医学的影响，药物制剂有了改进，出现了“九衣”。明清时期，中国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为人类预防和控制天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陈景彪《古代中外医药的交流互鉴》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暴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三   下表为康有为、陈独秀受西学影响所发表的言论简表

材料一   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又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许多人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火器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   孙家鼐曾是竭力支持康有为变法的重要官员，他曾把康有为称之为“忠心热胆而心通时务”的唯一朝士，他还对皇上表示，“若皇上责成变法，我唯举康某人。”在《孔子改制考》出版后，他向皇帝奏称，“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荒谬”。他还力请皇上销毁书版，而徐察其人品心术。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

材料三   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康有为，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裴钰《改变中国》

材料一   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在担负起援建盟国的同时也乘机扩展了它的世界霸权……战争破坏带来了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扩大，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比历史上工业革命更为广泛深刻的科技革命。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增加，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生了。

——摘编自赫国胜、杨哲英、张日新主编《新编国际经济学》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8条款“关于经济项目自由兑换”的金融开放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国际金融投机猖獗等问题，各国国内监管措施对高度国际化、全球化的资本运动很难再具有相应的控制力，但IMF仍然致力于第8条款的推行，对抑制、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

——摘编自谷源祥、林永源主编《世界经济概论》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改编自向达《唐朝与西域文明》

材料三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与此同时，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也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民族关系与世界关系上展现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改编自陈积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12世纪，西欧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获得全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编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二   中世纪的城市共同体鼓励了人们“一种自从古希腊和古罗马衰落以来已经不复存在的自信心、权威和作为公民的自豪感”，使城市法得以出现。城市法抛弃了不符合城市生活的封建习惯，重新确立了新的民事财产商业制度。对瓦解封建制度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重新建立社会法则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程化美《简述中世纪城市自治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苏格拉底主张的是一种道德主义政治思想。公民们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会有良好的政治行为，那么国家也就会安定。对于统治者的产生，苏格拉底并不赞成民主制，其所主张的是一种贤人政治和专家政治……孔子认为执政必以德，对于三代的尧舜禹，孔子更是极尽赞美之词……与苏格拉底不愿首先去谈论人事之外的“客观存在”方面的问题一样，孔子的政治哲学更关注的是现世生活。

——摘编自何霖《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政治思想比较》

材料二   宋明理学为孔孟的伦理学说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孔子、孟子对天道讲得很少，宋代的理学家就对他们所提倡的仁义孝悌等伦理思想提出本体论的证明，从而创造出比较完整的体系。……然而……它的基本性质就是以孔孟学说为蓝本，给以自然观上的根据，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孔孟的学说。

文艺复兴……虽然许多新成就的基础是古典文化，但是它们很快地超越了希腊、罗马影响的范畴。文艺复兴包括一些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想和看法，使文艺复兴印上了一个独特社会的标记。总的说来，这些理想和看法中特别突出的是乐观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

——摘编自张岱年《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树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会产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德根本吧！”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后，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推崇儒学的建议，从此儒学被确立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思想。这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儒学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有利于巩固大一统国家和稳定统治秩序。从此，儒学成为各级学校必修的重要内容和朝廷选官的考察标准，从而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材料三   在一批心志高远的学者促进下，理学于宋代兴起。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