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地图中1、2、3、4序号代表的人口迁移路线，概括指出16世纪到20世纪序号路线人口的主要迁移方向，结合所学分析导致这种人口迁移的原因。
材料一：近代以来全球国际人口迁移
| 时间 | 1500～1850年 | 1850～1945年 | 1945～2000年 |
| 主要移出地 | 欧洲、非洲 | 欧洲、亚洲 |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
| 主要移入地 | 美洲 | 美洲 | 西欧、北美洲、大洋洲 |
| 人口迁移数量 | 至1850年，黑奴约为1500万，为白人移民的4～5倍 | 1846～1924年欧洲移出4800万，1834～1941年亚洲移出1200～3700万 | 1960年迁移人口为325万，1974年为947.5万，1985～1990年年增长率为2.59% |
——据邬沧萍《世界人口》等编制
材料二：中国的海外移民历史悠久，大致从1567～1840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移民数量有所增加，1801～1850年中国海外移民数达32万人。近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总数为1500万人左右，其中90%移往东南亚，移民与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1862～1949年，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有25510家，投资总额约63271万元。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很少向外移民。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潮。到2008年，移民人数达1000万以上，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
——摘编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全球国际人口迁移的基本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6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移民的特点及形成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边疆问题其实是央地关系的次生形态。从唐至宋，我们看到了两种边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的实施结果。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中央派出的边防统兵官，后来势力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藩镇模式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解决方案是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分权模式。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二：设置宣政院……负责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确立，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边远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等，这些机构的官员中，更多的是当地民族首领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由元代始。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边疆治理方案的利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地方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代中国地方管理制度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人类最初是住在洞穴里，当时的人们以狩猎为生。在洞穴中他们很安全。人们在洞口生火，这样既能取暖又能在他们烤肉时防范动物。人类离开洞穴，气候或许是个原因，当冰川撤回到北方时，气候变得温暖潮湿，植物生长，阳光让人们走出洞门，正如它催发了花开。同时，冰河消融让其他地区的肥沃土壤得以显露，大批畜群也随之而去，离开人类居住的平原——这意味着狩猎不再是可靠的食物来源。从狩猎到农业、从洞穴到房屋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大约是在1万年前，农业定居地诞生了，定居地意味着房屋。房屋是一种创造物，一种新东西，一种独立于洞穴观念的庇护所。
——加得纳：《人类的居所：房屋的起源和演变》
材料二 宋代规定“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用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
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诏：“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漆梁柱窗牖雕铸柱础。”
——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第2版）
(1)据材料一指出人类居住场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简要分析导致变化的因素。
(2)据材料二，说明宋代对官员和百姓居住建筑的限制体现在哪些方面，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对官员和百姓居住建筑进行限制的原因有哪些？
材料 儒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来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由对天地的敬畏，发展成为每个具有仁义道德的人都要有一种使命感，都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道家提倡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佛教认为慈悲为万善之基、众德之藏。明清商书中常有教导从商者要有救困扶危，济弱扶贫的社会责任感，要广施仁义，留善名于世间的内容。明清各地方志及商人族谱有大量的资料记载，很多商人在从贾致富后，将资金投向家乡或经商所在地的公益事业。他们“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
犹太人经商绝不仅仅在于赚钱，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基督教的主张并不只是关于一个民族和某个人幸福，而是倡导全人类的幸福。中世纪的神学家和道德家认为商人要想消除自己的罪恶，消除金钱的罪恶，只有把这种利润用于救助他人，接济贫困。西方人同时认为慈善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行善积德，更是一种“公共义务”。犹太人谚语“如果赚的钱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富翁。”犹太商人有这样的思想：除非你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不然过多的财富并无用处。在犹太—基督徒看来，财富的真正所有者是上帝，他们只是上帝财产在地上的代理人，助贫扶弱是上帝所喜爱的行为，慈善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到17世纪早期为止，伦敦商人建立了众多的社会济贫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建立学校专门收容贫幼孤儿，建立济贫院为贫民提供食宿等。
——据李存超、王兴元《宗教文化视角下东西方商业伦理观差异比较及启示》、张海英《明清商书中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等整理
(1)根据材料，分别指出东西方商人社会责任观念的异同。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东西方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念共同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个大变动。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是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说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是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唐朝政治制度的大变动在中枢机构和选官制度方面的表现，用明清史实说明“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的”观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英国找到的控制“控制者”办法是什么？并说明英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实现对“控制者”有效控制的？
材料一 对于孔子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它不同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中国政府在伏尔泰心中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不管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又或者是孟德斯鸠对中国态度的有褒有贬，启蒙思想家都把与自身文化相异但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先后发表《法国游记》《法国大革命史》，国内至少有六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著。同时，《人权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译文介绍也竞相出现。文艺界还创作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小说、杂剧、诗歌。1906年，有人称之“易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法人风潮能及全欧，中国风潮之及全球也必矣”。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中法两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材料一 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起源于近代的工业革命。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态，和工业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子”，它们就像两个车轮，承载着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发展。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50%，率先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启动了城市化进程。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使得重化工业取代纺织等轻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
——摘编自周跃辉《西方城市化的三个阶段》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有着一系列的局限。一方面，由于城市变革更多的属于外力冲击下的被动过程，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加上持续动荡的社会环境，因而始终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只能说是“半截子”近代化；另一方面，近代因素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和扩散，在地域空间上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口岸地区与非口岸地区，在近代化形式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更进一步讲，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力强制的移植，必然与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走上一条扭曲的道路。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透视和现实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近代城市化的原因和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城市化存在的明显不足及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政治一统天下。君权至上作为一项基本政治价值准则，与君主政治相始终。这种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殷商帝王的“余一人”思想。秦汉以后，君权至上准则得到统治者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忠君义务观念是传统臣民观念的主要构成之一。这是一种基于君主政治条件而形成的传统——习惯型政治义务观念，与法律义务观念有所不同，其中并不包含人们对法律责任的自觉意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圣人与圣王相通，被统治者视为理想君主的象征。封建帝王虽然未必都是“对”的，但可以自诩为圣，阿谀奉承的臣子们也尊之为圣。于是，人们的负罪意识便从道德领域扩展到政治生活中，在天子“圣明”的灵光普照下，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并口称“臣罪该万死”，诚惶诚恐。在等级观念约束之下，人们无条件地服从着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从衣着服饰、言谈举止到思想意志，无一不被等级格式化。等级观念剥夺了人们的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精神，使人们不只在实际生活中，还在精神上做奴仆。
——摘編自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材料二
到了近代，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外交流的增多、外来思想的涌入，传统的臣民观念面临瓦解。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到20世纪初，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教国教民意识对臣民观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开始大力倡导国民观。国民是指以国家为本位、享有权利并担负义务，但是必须重义务轻权利、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重集体轻自身的一国之民。然而民（国）初为宪政实践的失败，又使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国民观也无法解决教国新民的历史问题，于是有识之士开始转而向往公民和公民观。在他们的视域中，公民是以个体为本位、在国家中具有独立人格、权利观念、功利思想、法律意识、契约精神和科学理性思想的个人。
——摘编自郑大华、朱蕾《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臣民意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民意识出现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公民教育的社会意义。
材料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都曾对1978年宪法进行过局部修改，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设置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并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宪法有多个条款涉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早就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譬如，刘海年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它们总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摘编自周刚志《中国文化法治七十年回眸》
材料二 1982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两手抓”的方针，报告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活动。邓小平在1985年10月和1986年3月会见外宾接见外国记者采访时指出，精神文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律。教育引导，法律保障；教育是事前预防，法律是事后补救；加强教育以提高素质，运用法律以增强意识。
——摘编自付翠英《论邓小平法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82年宪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启发意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82年宪法制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践行1982年宪法过程中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