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科举取士，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唐代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内容

——摘编自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等

材料二　在中世纪的英国，宫廷和政府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官员主要由国王遴选，并被视为国王的仆人。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文官开始出现。光荣革命后，国王和权贵行使有封建特权色彩的官职恩赐权来任用官员。直至18世纪末，文官录用仍无常规可据，文官录用权主要由国王、宫廷权贵和各部长官直接行使，私人关系和个人感情成为获取官职的关键因素。

工业革命催生了英国近代文官制度。1853年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建议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制，并认为考试科目应有四类：古典文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和近现代哲学；现代语言、近现代史和国际法。1855年文官改革令是以择优取士的方式取代官职恩赐制的重要起点。1870年枢密院关于文官制改革的命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按照文官制度委员会的要求，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该令的颁布成为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标志。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一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自称为“华夏”“中国”“中华”，而把周边邻近地区的其他民族或部族称为“蛮”“夷”“狄”“戎”等所谓的“四夷”。在华夷秩序或者华夷体系之中，中国实际上是个地区主导国家或者领导国家，左右或指导着其周边国家的对外行为。因为在华夷体系内，其周边邻国唯一共同的对外关系就是定期向中国不同王朝的皇帝们称臣纳贡。朝贡制度给中国朝廷带来的是政治威望，中国一般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贡制度也是中国怀柔周边邻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

——摘编自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

材料二   结束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其形成的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运用法律否定了教皇和皇帝的权威，承认了一系列民族国家的独立及其正统地位。由此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顺应了工商时代的要求，是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开端。

——摘编自姚娜《浅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贡献》

材料一   到18世纪末，英国官吏任用仍主要采用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19世纪大批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著作在英国问世。1835年一位英国人撰文评价东印度公司采用公开考试竞争原则选拔文职人员时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1836年英国观察家默德赫斯特在著述中说：“假如我们的文职官员和副职官员在得到委任之前，能够采取某种三级考试的选拔，那么他们就不会经常出错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颁布了两道改革文官体制的法令，逐步建立政治中立、职务常任、强化培训、知识更新等颇具西方特色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并被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仿。

——《英国文官考试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前期，政府逐步接纳妇女进入文官行列。但在很长时期内，广大妇女不能进入重要岗位，只能担任抄写、打字和收发之类的工作，多数是临时雇员，而且受到年龄和婚姻限制，同工不得同酬。面对种种不合理现象，英国文官界妇女在社会进步势力的声援下，长期坚持斗争。1919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应因性别或已婚而被剥夺担任文官的资格。两年后财政部又首先制定接纳妇女担任文官的实施细则，允准妇女参加文官考试，平等竞争各类文官职位，但同时又规定女文官候选人必须是单身女子，一旦结婚必须辞职。正因为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只有少数妇女能获此幸。部分妇女进入高级文官阶层，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官吏既没有独立的权力，也谈不上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与君权抗衡。中国也缺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与王权抗衡的宗教及教会组织。儒学对中国民众精神生活影响最大，但它并非官僚皇帝制的对立物，恰恰相反，儒学与后者是相伴相生的。显然，这与西欧的封建制度相距甚远。

——摘编自武寅等主编《世界历史·中古政治制度》

材料二   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在继续保持“三三制”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又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并走向反动，成为民主政权的专政对象。基于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决定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抗日民主政府逐渐转变为人民民主政府……从“三三制”到“民主联合政府”，再到“人民民主专政”，这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思路，奠定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

——摘编自张欣、朱光远《论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一   獬豸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象征。它怒目圆睁，透着威严，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獬豸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令犯法的人不寒而栗。汉代司法官员头上戴的法冠就叫“獬豸冠”，清朝监察御史和按察使所穿的补服前后皆绣有獬豸图样。

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法院的大门外，人们常常会看到蒙目女神的雕塑。她神情肃穆，一只手拿着宝剑，另一只手持着天平。她的双眼被布紧紧蒙住，这样就可以靠理性而不是情感和直觉来明辨是非。这位女神的造型实际是混合了希腊、罗马神话中诸位正义女神的形象，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象征。

——摘编自彭丽《蒙目女神与独角兽——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二   英国是近代宪政的策源地，其宪法被西方学者誉为“近代宪法之母”，不过英国至今并无一部系统、完整的宪法，是不成文宪法的典型，其宪法的渊源包括三部分：成文的宪法性法律、不成文的宪法性惯例以及涉及宪法制度的判例。英国宪法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无论其成文的宪法性法律，还是不成文的惯例和判决，都是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逐渐定型、完善的。新的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旧的宪法渊源，而是对旧的渊源的继承和充实，使其能够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摘编自《外国法制史》

材料一     汉武帝时，汉军破匈奴右地，占据河西地区，朝廷先后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在此后百余年的经营中，西汉王朝通过布防军队、移民屯田、修筑长城和设置障塞亭燧等，使河西地区不仅成为重要的绿洲农垦区，而且在“断匈奴右臂”和连接西域与开辟丝路交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河西四郡在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战略中始终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摘编自雍际春《河西四郡及其战略地位论要》

材料二     凉州在河西走廊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其地“山川险阨，土田沃饶，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武德初，置凉州总管府。贞观年间，改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其所领之地，横贯今甘肃大部和新疆东部。凉州都督常奉朝命，行西北道安抚大使或安西都护，职权范围大大超越凉州。武德初，杨恭仁为凉州总管，他采取措施防御东突厥的进犯，妥善处置了瓜州刺史贺拔威的叛乱事件，在凉州镇守近7年，有效地守护了河西走廊。

——摘编自张雄《唐太宗经营河西走廊略述》

材料一

——摘编自管汉晖《宋元纸币流通及其在世界货币史上的地位：兼论中西方货币史演变路径的差异》

材料二 伴随白银在赋役改革中渗透到整个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市场前所未有地更加活跃起来……中国白银货币化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伴随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市场超越了国界，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明代白银货币化首先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着国家与社会转型趋向的产物，也是中国与全球互动关系的产物。

——摘编自万明《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

材料一 顺治政府召集流民，开垦荒地，但急求成效，于开垦次年就起征新赋，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荒效果不明显。康熙帝即位后，放宽了起科的年限，垦荒颇见成效；康熙极为重视常平仓谷，规定了仓谷的数额；雍正帝也一再谕令，让各地存足额定米谷。康雍乾时期，包谷、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得到迅速发展，成为贫苦农民的主要口粮。康雍乾三帝通过粮价奏报制度，及时掌握各地粮价，采取了一系列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措施，对安定民生发挥了一定作用。康熙帝还曾下谕令“蒸造烧酒，多费米谷，须严禁”，雍正曾试图将禁酒推向全国。

——摘编自叶依能《清代前期解决粮食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材料二 圈地运动早在15世纪就已经在英国盛行，它为资本家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并将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16世纪中期，土豆被一个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欧洲，17世纪时，土豆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粮食作物……1842年，英国和德国兴建了制造过磷酸盐化肥的工厂……1861年，美国拥有的收割机已超过10万台。

——摘编自王荣生《近代欧美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中共中央选择“一边倒”，站在苏联阵营一边与美国对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在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中做出的反应，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伊始，便加入苏联阵营并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并因此而进入冷战的两极体系和对抗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摘编自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材料二   在美苏争霸过程中，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日益加剧。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提出了“一条线”的思想，其主旨是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至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得到改善。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