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湖南境内苗、侗、瑶等民族广泛分布于各府县。随着江南不断开发，汉族不断扩张，少数民族逐渐被挤压至边远山区。由于缺少足够的生存资源，加上对汉族的仇视，少数民族不时下山劫掠，单靠军队防苗很不现实的，苗患府县必须学会自卫。因而尚武之风生焉，强悍、好勇健斗逐渐成为居民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

清代湖南原本每一宗族都有一定的分布区域，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已有居民的不断繁衍，人口越来越密集，这些分布区域不断发生重叠，于是争夺资源，保护既得利益对每一宗族的生存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宗族之间争夺土地等生存资源的主要方式是以坟地或其他宗族公地为借口，而这种方式必须动员起全宗族的力量共同参与，否则就是师出无名，名不正而言不顺。清代宗族矛盾不时引发械斗等流血事件，为了在争夺中获胜，宗族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战斗力量，方能有自存的机会。因此，宗族间资源争夺培养了湖南土客居民的危机意识，有助于好勇健斗之民风的形成。

湖南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沿河、湖一带土壤肥沃，被誉为“鱼稻之乡”，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经历明末清初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存在大量的无主荒地，人民生活尚称富足。摊丁入亩之后，湖南人口急剧增加，到道光年间，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迅速尖锐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而生。为了获取生活资源，农民不得不向山求地，与水争地。故拥有土地者为卫土而敢斗，未得者为求地而多争。

这种强悍之风，正是组织强大军队所需要的，只要有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在安邦定国大业中和强大的威力。如果没有这个强悍、好勇健斗的民风，无湘不成军的奇迹是创造不出的。咸同间中国社会的动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政府军无能已极，地方不得不依靠自我防卫才能免于战火。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湖南知识分子对此加以引导，实现了知识分子与下层人民的结合，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了湖南的崛起。

                                                                             ——摘编自毛继华《人口与近代湖南崛起》

西汉：汉族移民及农业开垦

材料一   西汉积极推行了“实关中”和“戍边郡”这两项移民政策。“实关中”是把距离较远地区的一部分人口财富移植到关中地区（王朝的畿内，即王都及其周围千里以内的地区）。“戍边郡”就是移民实边，目的在巩固边防。……接受移民最多的是黄河中游和上游地区。

材料二     汉武帝以后至西汉末百年之间，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人口日益增殖，田亩日益垦辟，尤其是宣帝后七十年内，匈奴既降，北边无事，发展得当然更快。

材料三   内地人民移居到边郡后，以何为生？极大多数是以务农为本。

…山陕峡谷流域、泾渭北洛上游及其逼北的河套地区……从未开垦过的土地在初开垦时是很肥沃的，产量很高…·所以垦区扩展得很快。……以畜牧射猎为主变为以农耕为主，户口数字大大增加，乍看起来，当然是件好事。但我们若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问题，就可以发现这是件得不偿失的事。

——谭其骧著，莴剑雄、孟刚选编《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