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宗教。中国人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并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宪宗亲自派人迎接佛骨，历时一个多月。据统计，中唐时期，唐代的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寺院大量占有土地，且享有免除徭役和租税的特权。
——摘编自曾绍发《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材料三：从北宋中期起，一批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们力图挖掘儒学经书中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特别是希望通过充分发挥儒学在强化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树立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其中，被称为理学或道学的学派影响逐渐增大，其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灏、程颐兄弟和南宋的朱熹，因此这一学派被称为“程朱理学”。从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受到官方尊崇。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概括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反对佛教的理由。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还有一定的思想根源和宗教根源，商路不畅和转运成本过高造成的商业危机则是一个直接原因，以上因素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必要性；同时，欧洲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知识的进步、皇室的支持表明新航路开辟的主客观条件也已具备，远洋航行是可行的、有希望的，这些都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可能性。
——摘编自田丰秋《浅议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地区之间不仅有经济的往来，还有文明的交流。就以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例，四大发明问世后，逐渐走向了世界，对改造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廉价的纸张很快就取代了欧洲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和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传入欧洲，推动力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还借鉴了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大大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王蕊《浅谈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可能性”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特点。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一 周人后世子孙追述周初分封情况时曾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又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用，管、蔡、都、霍、鲁、卫、毛、胁、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榜也。凡、蒋、邢、茅、胖、祭，周公之胤也。”荀子也指出：周初“立七十一国，其中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从之籍记载来看，周之分封皆以土地为主，“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有地者曰君，反之，无地者当然也就不成其为君。
——摘编自梁颖《试论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
材料二 回顾起来，到将近公元前3世纪中期，秦开始了一项看似系统地否定帝国理念的战略。公元前256年，秦的统治者废止了一切帝国礼仪，实际上解散了帝国。十年之后，一位新的秦王一一始皇帝宣布，解体的帝国可以被替代。在后来25年中，他系统地孤立并征服了所有的敌对王国，并宣布他自己是一个新的君主政体的“第一个皇帝”。他宣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换言之，以他为唯一的统治者，一个统一的中国就将享受和平与繁荣。”
一一摘编自菲利普·费尔南德兹一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分封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第一个皇帝”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主要政治措施。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周与秦朝政治制度的不同特点。
材料一 在近代历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催化剂，体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太平天国政权本身的农村政治并不能为中国提供任何资本主义因素，但起义者的战斗为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打出了一个可以施展的新格局。相比之下，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整体性的政治观念的更新和新经济因素的引进，而1861年因为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太平天国安庆失守、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王明前《中国近代史开端1861年说》
材料二 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递进过程中，甲午战争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甲午战争把维新思潮推向高潮的同时，又促成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
维新派指出，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挽救民族危机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进行改革，奋起救亡。这对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我们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不仅是因为它第一次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推上政治舞台，而且它还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由前期的不完全形态向后期的比较完全形态转化。因此，就严格意义来说，甲午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起点。
——摘编自戚其章《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洋务运动的背景是什么？洋务运动对我国的近代化有何重大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甲午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起点”的依据。结合所学列举甲午战争后出现的爱国救亡运动。
材料一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无为而治，老子所讲的“无为”主要是个政治概念，引申为一种治国之术，主张统治者不妄为，不扰民，清静自然。到了庄子，无为思想则以自然性和超自然性为主要特色，演绎为一种无为适性的隐逸思想。
——《浅谈老庄无为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王……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其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孟子•梁惠王上》
材料二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摘自《管子·治国》
材料三 “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老子、庄子和孟子的不同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老庄和孟子思想的实质。
(2)请概括材料二反映的治国理政思想。结合商鞅变法的相关知识，论证上述治国理政思想的实践及其作用。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百家争鸣”在历史上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在世官割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官职任定被限定于贵族范围内。察举制度创立之后，选官一般经现任官吏察访，然后向政府举荐予以任用。科举制则是通过考试选官，择优录用。
——摘编自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材料二 清末新政前后，清政府开始设立经济特科取士；废除八股后，又采取学堂育才选才和留学生毕业录用等措施。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受国内外诸种因素的影响，以强化文官立法为特点，中国近代文官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这些近代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具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可供借鉴之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显示出了其所特有的时代价值。
——摘编自关学增《近代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及其得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变化的趋势，并简析这些变化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变革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建立起官僚行政制度。秦至汉初，秉承法家理念，功与能为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吏地位上升，官吏个人品行对于引导、教化百姓的功用日益受到重视。东汉时，士大夫追逐基于德行的“名”，官吏矫情虚伪而无实际才能成为普遍现象，曹操执政，强调“唯才是举”，功、能者优先，“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西魏北周选任官吏，突出思想品行的重要性：“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强调对官员的品行和政绩考核。“其志行名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唐代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宫饰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
——据《新唐书》
材料三 取士概归学堂，固已明示天下以作新之基……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
查科场试士，但凭文字之短长，不问人品之贤否。是以暗中摸索，最足为世诟讥。今学堂定章于各项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考核，同记分数，共分言语、容止、行动、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查，第其等差，至考试时，亦以该生平日品行分数，并合计算。
凡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事，但有一长，皆可保送。俟考试时分别去取……其取定者，酌量用为主事、中书、知县官。
——摘编自《袁世凯、赵尔翼、张之洞等会奏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5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至唐官员选拔所体现的“德”、“才”观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末对“德”、“才”的新认识。
材料一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引起学术文化发生巨大变动，官学衰败，民间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评价各学派时提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学说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明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也都是固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自民间，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了阴阳、儒、法等各家，但它只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思潮，没有被官方确立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到汉武帝继位后，在董仲舒等儒家信徒的辅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初步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几千年儒家学说独尊的地位。当然被独尊的儒学，并不仅仅是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融合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顺应现实而做出的思想重大发展。
——摘编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学术思想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