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食品立法肇始于16世纪都铎王朝。都铎对食品安全涉及的生产和流通进行了深入的干预，体现出明确的非经济的旨向——追求社会稳定，都铎像一位大家长，视社会每一个阶层的生存为己任。在立法方式上，都铎国家重要的是都铎公权力的出现及对当时问题的解决，至于是否通过议会，是都铎至尊权力的自由选择，都铎因此有着（立法和行政之间）权限模糊的立法权。“尽管亨利八世在御用议会的协助下推行了他的所有重大改革，但都铎王朝大多数国王都未经议会同意而进行立法”。作为原生型现代化国家，英国专制王权相对薄弱，更多依赖于都铎社会和传统的支持。在都铎的统治下，议会下院地位上升、权利得以保证、程序规范化，议会实现了向现代的转变。
——摘编自蔡蕾《16世纪英国食品立法的肇始及特征——兼论立法在近代英国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材料二 1921年广州市卫生局成立后，通过报刊舆论的宣传、电台和公共场所的演讲等方式，使市民开始接触了解一些食品卫生的新名词、新概念，逐渐加强了食品卫生的意识。卫生局各种食品卫生条例的制定和卫生行政人员的巡查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广州市民及商家不讲饮食卫生的旧有陋习。经常性的检查和各种卫生处罚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规范了商家的行为。在流行疫病易发季节，还重点进行一些大扫除，加强食品卫生检查，组织市民进行免费防疫注射等。虽不能从根本上控制疫病的暴发，但在疫情发生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民国时期广州市在食品卫生方面能取得一定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文化的传播，为广州本身所有封建腐朽的市民心态乃至他们落后的生活方式带来清新的空气。1921年广州市卫生局统管全市的卫生事务，使公共卫生的建设成为新市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自办《卫生年刊》和《广州卫生》等刊物，专门刊登本局的工作情况和关于卫生常识的各种文章，专供市民阅读，对于加强民众的食品卫生意识有着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黄玉珊《民国时期广州食品卫生监管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食品卫生立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时期广州食品监管取得的成绩及原因。
材料一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寻找现代化出路的前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创设新的国家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大多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留学日本、英国、法国、俄国（苏联）等一国或者多国的背景，这对于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使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术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材料二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提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向党的七大提交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摘编自范希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
材料三 在1964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强调“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摘编自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
材料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现代化内涵更加科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形成了党领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历史经验。
——摘编自李宗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独特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三，解释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认识不同的原因。
(3)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历史逻辑的史实依据。
材料 目睹欧洲一战的野蛮以及中国西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严复突破了器物、制度的局限，进入思想文化的深层领域，寻找西方富强的原因，提出了“援西入中”的思想启蒙方案，借助西方思想来探索中国现代化路径，最终形成以“文明社会”思想为核心的建设现代理想国家的蓝图。严复据此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以文明为指针，广泛吸取中西方发展的有益成果，拒斥当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法主义，因为中国的发展“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严复呼吁中国应该全方位地给予民众自由。在社会自由方面，强调在不侵犯他人权利和安全的范围内，个人可以拥有充分的自由；在经济领域，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在公共领域，呼吁出版和言论自由；在政治维度，提倡争取政治参与的自由，设立京师议院和地方自治的方式培养公民能力，逐渐过渡到民主制。
——摘编自郑莉《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探索:以严复现代化思想为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文明社会”思想的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严复“文明社会”思想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应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因为帝国主义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罗马人就是帝国主义的。它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这种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就它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欧洲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获得原料来源和市场。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二战后，世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主义转向新殖民主义。列强在放弃直接政治统治的过程中，软硬兼施，通过扶植亲西方的“温和派”上台、参与独立国家宪法起草、订立各种条约协议等方式间接控制新生国家，极力架空这些国家的主权……二战后新兴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投资乏力，西方国家竭尽全力编织一张遏制发展中国家资金链的大网，将其围困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以传教士为先锋，企图改造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宗教信仰，从文化价值层面进行深度渗透。殖民者秉持“白人优越感”，心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竭力在各殖民地推广西方语言，进行西化教育，西方逐渐在不发达国家培养出一代代蔑视本土文明、缺乏文化自信、心仪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精英阶层”。可以预料，随着时间推移，新殖民主义还将披上其他外衣。只要资本主义不灭亡，新殖民主义就有生存土壤，新殖民主义就不会消亡。
——摘编自毕健康《新殖民主义之“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后期欧洲出现“新帝国主义”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手段的共通之处，并谈谈如何应对“新殖民主义”。
材料一 书院的名称出现于唐朝。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另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唐末官学衰废，士子失学，一些封建文人学者，只好自动择地而学。宋朝初期，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书院民间色彩浓厚，许多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推陈创新，形成了许多的新观点、新思想。教育中知识的学习是以道德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为最终归宿，形成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培养目标。明清时期，朝廷将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起来，官学得到极大普及，书院也逐渐官方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帖括。
——摘编自王凤玉《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不同历史命运及文化潜因》
材料二 11—12世纪，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成长，不同行业的作坊主分别组成行会用以保卫自己的利益。传统的教会学校不能满足新兴市场的要求，于是行会开始掀起反对宗教垄断教育的斗争，纷纷设立学校。大学通过斗争得到了一些特权：争得各种免税、免役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师生无经济之忧，使之专心致志于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大学教授或学生享有参加大学行政乃至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如，波隆那大学的行政权就是由学生会主席具体执掌，牛津、剑桥、巴黎大学均在各自国家的行政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中世纪大学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的逻辑分析传统，发现并发展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在课程内容上，神学科起主要作用，如巴黎大学主要学习《圣经》，学生也是神职人员。
——摘编自刘玉皎《论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书院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欧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原因，并简要评价中世纪大学。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人事管理 | 财务管理 | 业务经营 | |
| 北京瑞蛟祥 | 企业内部人员（6类）:东家、掌柜、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 | “四柱账”财务制度:最高财务机关（东家的家里）；地区最高.财务管理机构（总店账房）；基层各号账房。年终统一核算，分号资金由总店统一拨付 | 进货:联货代购、派人选购、函购（通过寄号信向上海等地购进）。 销货:门面柜台销售为主、送货自上门、烟茶招待讨好顾客等，但商品价格没有商量余地 |
| 上海永安公司 | 企业内部人员（3类）:投资较多、参加管理的监督与司理；一般雇佣职工；高级职员 | 注重资本积累和资金的流动性，通过账房间和银业部兼营金融业，保证企业资本安全和充裕的流动资金。采取现代股份公司制，控制股权保证公司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利润分配上与控股权相对应 | 进货:洋货方面:通过洋行、批发字号、向外国工厂直接订货及向外国推销员直接购进；国货方面:直接从产地和工厂购进。 销货:送货上门、外埠信购、注重品牌效应等 |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征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商企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
材料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在视察期间，他几次询问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对广东提出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构想。他指出：“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广东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正式制定了广东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即“追龙”战略，并于1993年广东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为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中对于“追龙”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20世纪90年代，广东主要以经济追赶为主，兼顾精神文明建设，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科技、整顿社会治安等。在经济领域，“追龙”战略经历了从总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外源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困境，经济增长放缓。在进入21世纪之际，广东先后提出了建设“绿色广东”“和谐广东”“幸福广东”等，强调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迈进，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追龙”战略从经济追赶走向全面追赶。1991~2010 年，广东GDP年均增速14.0%。但就人均GDP 而言，至2020年，广东乃至珠三角与亚洲“四小龙”仍有一定差距。
——摘编自臧艳雨《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以“追龙”战略为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90年代广东提出“追龙”战略构想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广东“追龙”战略的主要特点，并谈谈其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启示。
材料 在19世纪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全球标准时间”，多种时间表述在世界范围内共存。至19世纪，计时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是一项混乱而令人困惑的事情，如19世纪中期的美国存在数百种时间标准，仅成斯康星州便有38个时间标准；德国在当时存在5个时间系统。统一时间运动始于英国。1840年，英国大西部铁路率先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并逐渐推广至全国。至1855年，英国98%的公共时钟已经设置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83年，美国铁路部门开始效仿英国，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时区。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正式引入世界标准时间概念，世界标准时间运动也从北大西洋地区逐步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但此时欧洲仍存在多个时间，如德国采用的是“中欧时间”（直到1893年，在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推动下才更换为格林尼治时间），法国及其殖民地采用的是“巴黎时间”。
——摘编自艾仁贵《全球时间趋同的成就与隐忧》
根据材料，围绕“全球时间”这一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材料一 中共成立后，使用较早、频率较高的是“民族”“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中共第一次使用“少数民族”一词是在1926年11月发表的《国民军中工作方针》：“冯（玉祥）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随后的《中央局报告》也强调要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消灭对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相继给满委、蒙委、云南省委等写信，强调“在少数民族运动中首先要打破仇视的观念，要争取各民族群众为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而斗争”，并且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颁布，强调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摘编自郑大华《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
材料二 中国特色民族关系调控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总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坚持民族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具体政策；坚持以宪法为根本，有序推进涉及民族事务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等工作，将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团结的各项要求融入国家整个法治体系之中。新世纪之交，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在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提出：“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
——摘编自易葱玲王嵩阳《浅析中国特色民族关系调控的原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少数民族认识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当代中共处理民族关系坚持的原则。
材料一：法国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首创国，拥有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公民教育开始萌芽，1789年《人权宣言》是法国公民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让学生了解自由、权利和尊重的重要意义。到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推行教育世俗化，清除学校中的宗教物品，更换宗教题词，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共和国等。法国政府明文规定学校公民教育要始终坚持培养学生善良、诚实、勇敢的道德品质。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教育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国政府已经在着手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法国实行教育行政指导原则，即将教育视为国家的事业，由国家对教育进行直接干预。法国学校特别注重培养高中学生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通常会鼓励学生参观国会以及参与政治活动。法国的公民教育整体上有预备阶段、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三个阶段，与之相匹配的教育目标和内容。政府还定期组织学生到校外博物馆参观，并把每年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定为“文化历史遗产日”，法国的国立博物馆对老人和小孩半价。
——摘编自张晋幸《法国大革命以来公民教育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国民”的概念引进大众视野，并将国民的形象论述为热爱祖国、拥护立宪、维护权利、自由民主等，这些素养包涵近代公民的含义。清末新政中教育领域的改革，比如成立学部、广兴学堂、推行新学制……这场运动，从事实上在开民智、鼓民力、塑造新民德行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为民初公民教育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伴随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城市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新生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1905年之后，上海、天津等地率先开展地方自治，联合地方乡绅，以租界为样板推行新政举措，如劝办实业、兴办教育，以及举办修马路、设路灯、办警政、整顿卫生等市政建设事业。教育杂志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使教育者可以通过“投稿”的形式对教育发表个人意见。
——摘编自亓娜《清末民初中小学公民教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法国大革命以来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公民教育的时代背景。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现代中国公民教育可从法国和清末公民教育中汲取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