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衙门作风和官僚作派积习甚深。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3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后，在之前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授治校制度。在梅贻琦为主席的最高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具体办事机构有“两会三处”，其中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负责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对学校的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西南联大，三处及各院院长、系主任均由教授兼职，形成了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8年间，始终秉持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办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在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
——摘编自江渝、王小林《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实践与启示》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特点和意义。
材料 传统科举以明经科为主，形式单一、内容死板，无法验证真才实学，与关陇集团颇有渊源。为压制关陇，武则天逐渐降低对明经的重视，增加进士科的考试门类和难度，供非贵族子弟参与，为贫寒子弟入仕提供了制度保障；考试内容涉及儒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改革后，进士科地位提升，世人观念改变，激发了寒门学子政治热情。为了扶植自身力量、笼络人才，武则天开创了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以笔试为主，笔试后进行策问，考生在殿堂直接与皇帝交流，发表政见，提高了社会对科举关注。武则天时期，面临突厥、吐蕃威胁，开创武举，以满足国家军事需求；武举涉及枪、射、骑等实战技能，延续近1200年。
——摘编自《关于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武则天科举改革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武则天改革进士科的社会意义。
材料 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国，国内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借此对旧法律制度施加了巨大压力。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解放后的农奴出席法庭的次数大幅增加。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等法案，谋求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改革以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为蓝本，引入司法独立、陪审团审判等原则。由于是首次推行陪审团制度，因此相较于英国，俄国的陪审团只管辖相对重大的刑事案件，并且成员多数一致即可形成裁决，公诉人和被告在陪审团判决后可以提起上诉。陪审团制度使得农民能够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坐在陪审席上，享有同等权利，拥有同等地位。改革后的俄国法院开始摆脱行政权对司法的干预，近代公民社会在俄罗斯逐渐形成。但沙皇却中止了改革进程，使得社会问题不断叠加和集聚，最终导致整个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中崩溃。
——据杨莹《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亚历山大二世法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亚历山大二世法制改革的特点，并简要评价。
材料 清朝入关后，在沿用明制的基础上，对官缺制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后，还通过开科取士和“博学鸿词科”，以及增设通政使司、大理寺、鸿胪寺、国子监和钦天监等部门来吸纳汉族官员。此外，清朝还特设理藩院，分全国为18个行省，每省设巡抚一人，其中直隶、四川设总督而无巡抚，二省或三省设总督一人，而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专设巡抚。清朝初期，在东北地区分设三将军等官，管辖八旗人丁和少数民族。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立奉天府为管辖东北汉人的最高民政机构。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统治者们设置了一系列的国家机构，创造性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并制定符合自己需要的军队体系，使整个国家各个机构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
——摘编自盛晴《清朝入关前后军政体系改革的研究》
(1)概括清朝入关后官制改革的措施。
(2)简析清朝入关后官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 遗产税亦称继承税，于清末民初引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等驻外使节较早地了解了西方国家开设的遗产税情形，并传递给清政府高层。1901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建议清政府实行遗产税，提出如中国能办（遗产税），即使为英国二十分之一，亦有五六百万银元财政收入。1910年，梁启超将遗产税视为“最良之税则”，批评清政府未能实施这些“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的税制。民国建立后，为获列强认可，北洋政府承认清政府历年战争赔款和外债，财政亏空严重，遗产税的筹设也有了较大推进。首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将遗产税等新税目归入国家税项，熊希龄任财政总长时，将遗产税列入三年度财政计划；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着手制定遗产税的具体系例和实施细则，规定遗产税征税范围、起税点和税率层级，等等。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社会经济条件，最终不了了之。
——摘编自雷家琼《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遗产税引入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北洋政府时期遗产税筹设的构想。
材料 太祖 （成吉思汗）近臣别迭进言:“汉人无补于国， 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认为蒙古征战，需要军需,故应均定中原地税，“岁 可得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帝然其言,设十路征收课税使。蒙古建国之初，军政合一。楚材建议窝阔台（太祖之子）在地方设置官吏，使军政互相遏制，被采纳，中央也设立中书省。当时蒙古只有适用于草原的习惯法“扎撒黑”，随着统治范围扩大到中原，楚材提出《便宜十八事》作为法律,严禁地方官滥杀百姓，打击地痞流氓杀人盗窃。蒙古军队攻克城池后，往往屠城。楚材说:得地无民，又有何用?曾使汴京147万生灵得以保全性命。耶律楚材曾陈时务十策，曰“信赏罚....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蒙古境内曾停止科举多年。终于在1238 年首次开科取士，选取儒士4030人，不少人后来成为元世祖忽必烈朝名臣。
——摘编自《元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蒙古建国之初的革新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些革新措施的意义。
| A．内阁操纵选官大权 | B．内阁行政效率较低 |
| C．内阁首辅权力极大 | D．皇权受到内阁制约 |
材料 隋初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度。开皇三年（583年），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由于魏晋以来，战争频繁，设置常变，行政区划不断缩小，一州仅及汉时一郡，需要加以调整。因此，根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将州、郡、县三级制度改为州、县二级制度（炀帝时改州为郡）。同时，将任免地方重要属吏的权力，收归朝廷，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吏部任免，并由吏部每年考核一次。后又规定刺史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一换，不得重任，并须回避本郡，使地方豪强难于把持本地政务。特别是仿北魏例收回了地方官对死罪的处决权，文帝在诏书中明确规定宣布“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至此，封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较为成熟的阶段。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初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主要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初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其中的“兴亚”论、“国粹”论，主要体现为日本民族主义者抵抗西方侵略，要求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思想要求，反对文化上的“全盘欧化”，建立日本与亚洲自尊自信的意识主体的精神愿望，且透露希求结成亚洲经济共同体以抵制西方经济压迫的初始意念。然而即使是这个时期的亚洲主义，也在组织上、思想上，隐含着侵略主义的元素。1891-1898年间日本亚洲主义发生急遽变化。这时期的亚洲主义，理论上炮制“日本膨胀论”，提出觊觎中国领土的“保全支那”论；实践上继承日本浪人集团的侵略“传统”，开展对中国的“实地”调查，为日后侵略中国积累情报资源。早期亚洲主义性质发生根本异变，蜕变为日本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侵略主义理论。
——摘编自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日本亚洲主义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亚洲主义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的骤然爆发，不但打乱了唐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而且愈益加剧了财政上的矛盾，国家财政基本上陷入崩溃境地，于是增辟农业税收之外的其他源以保障平定叛乱和挽救危机中的王朝统治，成为一件十分紧迫的大事。肃察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奏请代宗，创立盐法。第五琦的榷盘法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法也非尽善尽美，最大的弊端在于全面垄断食盐的产销环节，使得政府不得不广置专卖机构并增派官吏管理致使机构臃肿，奸蠹滋生，经营管理的费用及损耗增多，从而直接影响了榷利的纯收入。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理财专家刘曼主管东部海盐专卖事务期间，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一方面大事精端原先臃肿的盐政机构和冗宜冗吏，另一方面把政府统购统销食盐，改为政府在产地统购食盐，以榷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往各地零售，将政府从繁琐的食盐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政府的收入大增。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利约60万贯，到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皇室及军费、官俸等开支的重要财源。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晏盐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晏盐法改革的措施，并简析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