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1年9月，清廷下达了编练新军的谕令。在军制上，晚清政府基本上以日本军制为蓝本，如湖北新军就酌照日本陆军师团兵制，编作常备军左右两翼，下设协、标、营、哨、排、棚六级建制，这已与西方近代军队师、旅、团、营、连、排、班建制相吻合。在兵役制度方面，新军采用了湘军的募兵条件，在服役军龄上则借鉴近代西方军队的规定，并结合中国人的身体状况制定招募的统一标准。新政中军事学校大量创办，出国留学特别是留日学生与日俱增，他们中的大多数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变，纷纷走向了清王朝的对立面。为重建受控于己的军队，1906年清政府成立陆军部，把练兵处合并起来，并迫使袁世凯交出北洋六镇中一、三、五、六镇的兵权。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地方势力暗中蓄力，对新军注入“亲上”“死长”等封建思想，培养听从各级长官驱使并为其卖命的“党羽”。贪腐、管理上的任人唯亲及饷项支绌，是广练新军的障碍。清政府虽采取多项措施，广筹款项，其结果不过仅供北洋近畿六镇之用，远没有达到清政府的目标。

——摘编自刘庆《清末军制改革》

材料   1898年6月，维新派向光绪帝提出开制度局前，便开始筹划在内廷开懋勤殿。懋勤殿设在紫禁城内，清代皇帝有过开懋勤殿议政的先例。康梁认为，制度局是外来名字，目标太大，易遭阻遏”，要进到皇帝身边参与议政，开懋勤殿更实际可行。在上奏中，他们提出“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在另一奏折中重申，在懋勤殿，“悬百国之图，备中外之籍，分列百政，各设专科，派以纠集东西，斟酌古今，编纂政法，以备施行”。但因慈禧的反对未能实行。

——据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 明宪宗执政后期，所行弊政十分明显，如放纵宦官势力的发展，僧道侍于左右等。许多官员由宦官传旨任命，而不能由政府职能部门按程序任命，"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很多官员因为附庸皇帝信任的宦官或者僧道而得任用，破坏了政治的清明。明孝宗继位后，在执政的第一个月，就处理了僧道近1500人，大批贬谪佞幸宦官。许多与宦官、僧道勾结的官吏，包括六部侍郎这样的高官被罢官。孝宗继位第二年，专门下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多次与朝臣讨论政事，依朝臣议论革除弊政。孝宗以前，京官的考核是十年一次，孝宗改为六年一次，这种六年一考察的做法一直沿袭至明末。对地方官的考核制也有改变，府县官的考核每三年举行一次，以前主要考察是否完成赋税的征收，孝宗增加了荒政的考察，增加了以积谷多少为优劣的考核内容。因为孝宗的勤政，弘治年间是明朝少有的治世。

——摘编自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

材料   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以发展生产为目的对国民实施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近代教育改革。明治政府于1871年设立文部省，统管文化教育事业。1872年，文部省颁布了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开始了有纲领有计划的教育改革。《学制》中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革要从小学抓起，同时，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改革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日本仿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国内，取代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的儒家封建思想。明治政府在初等教育基础牢固之后，重就转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上。由于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区别，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了，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发《教育敕语》，力图将近代教育纳入以宣扬忠君爱国为灵魂的道德教育轨道。

——摘编自贺小飞《浅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材料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直接税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等级征税的制度被根除。对国库而言最有数果的直我应是企业活动,农民肩上的负有所战轻,但尚表办理全子线的光主农民被强行就范,赎金明显超过了人头税。间接税制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酒税收入又翻了一番,按收入量而言,关税仅次于酒税,19世纪下半期随着手续费和对外贸易的增加,关税在俄国税收中的作用急剧提高。总之,政府将征税重心放在间接税上成为税收跳跃式增长的基本原因。1861~1900年,俄国间接税收入增加了4.5倍19世纪末,俄国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85%。虽然欧洲其他大国预算收入也以间接税为主,但未像俄国间接税比例如此之高。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税制与经济增长》

材料   清中前期，外国银元在东南沿海一带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五口通商以后，外国银元流通的范围逐渐向北扩展至长江流域及内陆地区。晚清时期，张之洞率先在广东自铸银元以取代洋银，其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清政府认识到铸造银元、铜元具有可观利润，且各省铸币不利于币制统一，因此希望收归铸币权，加之英、美、日等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于是酝酿币制改革。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以及清廷内部的分化，造成清政府统一铸币和币制改革举步维艰。而由于铸币所带来的财政独立，使得地方屡屡违抗中央不得私自铸币的命令，从而扩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影响了晚清政局的走向。

——摘编自熊昌锟《清代币制改革的酝酿与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