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魏末以来，百姓“唯兵革是闻”，统治者“惟刑罚是用”。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宇文泰接受了苏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的建议，改革诏书中首先就强调“先治心，敦教化”。与此同时，宇文泰又提出“恤狱讼”，要求治狱之官务必“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宇文泰用人上有一个明显特色，不论原先属于哪个集团，不论民族、出身，量才而用，一旦任用，以诚相待。西魏还将役龄由十五岁改为十八岁，并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在革新政治的同时，宇文泰在思想文化领域还进行“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的革新运动以倡导儒学。

——摘编自施光明《宇文泰改革评析》

材料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经营方式和多种流通渠道局面的发展，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的银行，必须相应地改革银行体制。1981年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强调中国人民银行要认真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责。198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组织机构的通知》，该通知明确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务院直属局级的金融经济组织，在金融业务方面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为了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进一步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法律地位，集中力量研究和做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保持货币稳定，1983年9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这些业务由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办理。这是银行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摘编自《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10）》

材料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直接税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等级征税的制度被根除。对国库而言最有数果的直我应是企业活动,农民肩上的负有所战轻,但尚表办理全子线的光主农民被强行就范,赎金明显超过了人头税。间接税制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酒税收入又翻了一番,按收入量而言,关税仅次于酒税,19世纪下半期随着手续费和对外贸易的增加,关税在俄国税收中的作用急剧提高。总之,政府将征税重心放在间接税上成为税收跳跃式增长的基本原因。1861~1900年,俄国间接税收入增加了4.5倍19世纪末,俄国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85%。虽然欧洲其他大国预算收入也以间接税为主,但未像俄国间接税比例如此之高。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税制与经济增长》

材料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任大理寺丞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初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意见。范仲淹在杜行、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支持下，于庆历三年（1043年）向仁宗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一是“明黜陟”，改变过去官吏只要无大过失就照例升迁的做法；二是“抑侥幸”，改变恩荫之滥以减少官员数量；三是“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四是“择官长”，根据政绩选择地方长官，罢免老病和不称职者；五是“均公田"；六是“厚农桑”：七是“修武备”；八是“减徭役”；九是“覃恩信”；十是“重命令”。“新政”推行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等人就被迫离开朝廷，已颁布的改革法令也相继被取消。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