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删改）

材料二：

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坚持有的放矢，就是坚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集中全部力量与各种有效资源攻坚克难，全力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坚持问题导向，实际上也是一个及时发现问题、科学筛选问题、准确分析问题、全力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鲜明的方法论特征。实践证明，抓住问题就找到了实践前进的突破点，也就找到了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坚持问题导向，是对马克思主义问题导向思维方法的丰富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是我们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一百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准确把握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我们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对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只有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运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坚持问题导向，要找准关键，进行深入思考和全面把握。问题是杂多的，问题的性质、地位和影响各不相同，其紧要程度、涉及面也不一样，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从个性问题中寻找共性问题、从杂乱的问题中把握要害问题、从问题的趋向中洞悉问题的转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重点，从而牵住“牛鼻子”，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就要善于抓重点、抓关键，从事关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出发，从制约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出发，从涉及最大多数人核心利益的问题出发，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坚持问题导向，要立足实际，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问题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问题又不是简单直观地摆在事物表面的，而是需要潜心思考和认真探讨，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需要准确研判形势、善于把握大势，才能找准问题发生的源头和规律。坚持问题导向，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谋求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唯有扎扎实实深入调查研究，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才能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使各项工作缜密而务实地推进。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用好坚持问题导向这个重要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2023年5月《经济日报》《用好坚持问题导向这个重要方法》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把爱国主义精神作为首要的价值标准，一向主张先爱国，后立家，信奉无国便无家，“家”为小家，“国”是大家。不管是国泰民安，还是国难当头，都要先大家而后小家。中华民族历来反对涣散分裂，追求团结统一，强调群体优势，崇尚众志成城。爱好和平，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和为贵”，追求天下大国的太平盛世，奉行“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仁”为本，反对战争与暴力，反对冤冤相报，主张以德报怨。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和生命意志。传统文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奉“天道酬勤”，勉励人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独特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骨，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智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满着深刻的大智慧，是东方哲学的杰出代表。这大智慧集中体现在“儒、道、释互补”之中。儒家思想以孔孟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仁”，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以“中庸之道”为哲学理念。“仁爱”与“中庸”，均极富智慧。道家思想以老庄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道”，以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为主要内容。其代表性著作《易经》，是中国学问之根据，《易经》中的智慧渗透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道德经》和《庄子》，亦为两部智慧奇书，其中的奥妙哲思尤为士人与士文化所推崇。中华道家文化之“道”，是深邃的大智慧。佛家思想，即佛教世尊释迦牟尼之佛法，其核心是“空”（佛法博大精深，不可思议，难以言说），以“心性”“色空”“因果”“涅槃”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生命奥秘，达到了生脱死为终报。佛教的智慧精深奥妙，不可穷尽。儒、道、释，分而观之，各自智慧超群；综合起来，三位一体，交融互补后，其智慧在古代登峰造极。儒道释互补，便凝练出“外儒内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天地精神，人间情怀”等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智慧与胸襟。上述儒道释互补的哲理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度，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有睿智的头脑与博大的胸襟。

（摘编自郑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意义》）

材料二：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不同阶层的人都有着自己独到的主张，于是，“百家争鸣”应运而生。百家，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层出不穷。他们为后世播撒下智慧的种子。

儒家的仁心——和谐世界，稳定发展

孔孟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和谐而又美好的世界，是从身体到灵魂的洗礼。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要善待并且珍爱周围的各种事物，要谦虚礼让，尊老爱幼，要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基本的道德意识。

细细品味孔子所说的“仁”，我认为其中包含的意思有这样几层：首先是孝悌之道，对自己长辈的尊重和对兄弟姐妹的团结友爱；其次包括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忠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恕也，当然还包括礼、智、勇等等。孔子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要心胸宽广，意志坚强，把天下太平作为己任，这个任务虽然责任重大，路途坎坷，但是需要我们一直努力，不断进取。对于如今社会，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我们应该从孔子那里学到作为一个有素质的人，应该对自己的家庭先建立起责任心，对长辈要孝敬、对小辈要疼爱，努力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家庭，进而让一个个小家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孟子的“性善”是说人生来就有不忍之心，但最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要经过后天的悉心培养才能成为完美的道德。但是在成长过程中，不免有外物的诱惑，假如只知道贪图一时之快，善良的心就会渐渐丧失，所以要“求其放心”，通过自我修养把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寻回来。

道家的智慧——上善若水，超脱世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老子认为，柔弱的东西充满生机，刚强的东西难以持久。有着无比的韧性和持续性，是一种长久之道和制胜之道。我觉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必须要学会“柔弱”，太张扬个性总是有危险的，毕竟谁也没有包容你的义务。而老子提出的持续性，包含我们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终究要我们考虑到的是长久的战略。我们要从老子的话中领悟，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这大概就是老子给后世开出的治世良方。

对于庄子，他的超然让人心生敬意，无己无功无名。要达到这种精神状态，就要排除一切人为的桎梏，最终求得逍遥自在。当然，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险恶和残酷，一面披露着现实的险恶，一面又思考着人在乱世困境中，如何保全生命，获得精神心灵的自由。我们和庄子要学到的是一种如何面对困境的心理状态，或许过分超脱我们不需要，但是总要知道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意外，需要在困难和磨炼面前依旧无畏。

墨家的兼爱——兼相爱，交相利

墨家学派在当时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成员必须服从首领，必须积极实行墨家的主张。创始人墨子所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政治哲学，他在不否定自爱的同时，提出了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他并不鄙视自利，而是希望自利和互利能共同发展。在这种爱意融融的互助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墨子的兼爱互利体现着一种劳动人民朴实、纯真、善良的品性与愿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这就与儒家有些不谋而合的地方，提倡和谐，追求和平。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的背景下，他们对世界友好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歇过。对于今天也如此，兼爱互利应该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自己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同时应该共同发展，应该考虑到世界人民其实是一个大家庭的事实。

（摘编自《先秦诸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3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那些很容易被铭记的诗作，大都是有韵律的。以现当代诗为例，那些广为流传的“名句”,其实大都在使用重复、对称这些最基本的韵律原则，比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一些名句的韵律方式则近似于古典诗歌的韵律原则，比如海子那句广为人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有叠韵，而且讲究平仄，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与传统的律诗的声律非常相似，无怪乎这个诗句甚至成了很多房地产广告的标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讲究重复、对称等韵律原则的写法在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中并不受欢迎，很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当代诗歌的可铭记性因此而不强。

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韵律原则的兴起与流行往往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化身。古典诗歌的创作与阅读群体——“士”,即知识者与官僚群体——天然就是这样一个同质性的文化群体，所以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一些公共的韵律规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机构和教育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而且诗歌本身也被边缘化，过去诗人与读者之间那种同质性的文化群体已不复存在，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人性、个人化的写作行为，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性的诗歌成规的消失。

在不同文化中，韵律都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便于沟通，二是便于记忆。而“沟通”不仅仅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也涉及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读者之间如何建立一个公共的渠道，以便于在这个渠道中磨练某些精妙的技艺，传达种种微妙的体验的问题。韵律的重心与其说是关于“如何写/评价一首好诗”,不如说是关于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诗人之间是如何“交流”的。

无论古今，有韵律或者韵律感强的作品从来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杰作(反之亦然),韵律更多是关于诗歌给读者传达的东西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公共性的或者可以共享的，它在不同的诗人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和传承的共同通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或许更为迫切，因为“韵”之离散的背后是诗歌“交流”的公共渠道的消失，这是自由诗面临的最本质的文体问题，而可诵读性与可记忆性的削弱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两个表征。

(摘编自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

材料二：

中国当代诗效法国外诗歌的更多。因国外诗歌注重诗本身的存在而大多无韵，无韵也渐渐成了中国当代诗的主流，《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几乎看不到有韵的诗歌，这个态势还会长久发展下去。

当代诗人，觉得再写有韵的东西，简直是一老土。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世界意识与言说形态已然崩散，与此几乎同时崩散的是语言中的“韵”(韵律意识和韵律密度)。当代诗人多少有着一种反抗公共规则(包括韵律规则)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整齐对称的诗句，他们不愿意去写，也不推崇。在他们看来，诗歌重要的不是视觉上的整饬和听觉上的旋律感、节奏感，决定诗之能否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对生命深层世界提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他们在写作时不仅不太倾向于取悦大众读者，甚至连一般的知识群体也不怎么顾及。这也导致传统的阅读者，尤其受传统诗歌影响较深的阅读者越来越郁闷，对新诗深感不适，甚至不屑一顾了。在他们眼里，形式产生内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诗词大家，不也是在五言、七律、七绝和词牌的限制中成就了大名吗？

当代诗歌虽无韵，但还有顿。所谓弃韵而就顿，“顿”就是诗的节奏感，有“行顿”和“句顿”,有“匀顿”和“变顿”,有“大顿”和“小顿”,有“跨行”与“断行”,追求的也还是诗的一种旋律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的本质是显示而非说教。艾青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诗之无韵，告诉我们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诗还可以写得不像诗。近些年，主张口语入诗的“第三代诗”反传统、反意象、反崇高、反理想、反假激情，甚至诗歌形式也反其道而行，加剧了诗歌形式的混乱，纯美流畅的诗歌很难再见到了，可是我们反传统，反的应该是那些因袭的碍于发展的东西，绝不是偏激地反对一切。

(摘编自王霁良《对当代诗无韵的一点看法》)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泰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天、资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予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 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 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 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 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 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   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 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性与社会问题。

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性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性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摘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废弃的工厂、关停的煤矿、古老的作坊……这些曾经的“工业引擎”承载着城市记忆，见证了历史风貌，如今却因各种原因沉睡，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脚步中被遗忘。如果能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工业遗产，让其由“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转变，不仅能传承工业精神、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还能唤醒沉睡的价值。如何变“锈”为“秀”，让工业遗产不再“沉睡”？

首先，需要对工业遗产进行甄别区分。所谓工业遗产，是指在工业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业遗存。不同的工业遗产之间，其价值千差万别。对于各方面价值较高的工业遗产，应保护优先，以用促保。同时，既要防止因过度开发而保护失当，也要尽量规避因过分限制而难以改造利用。

其次，要挖掘历史底蕴，赋予文化内涵。这些年不少改造完成的老旧工业文化项目，除了工业遗存各有不同外，在形象与内容上都普遍趋同，难言特色。工业遗产的重新开发和利用，需要充分发掘其背后凝聚的独特文化理念，各地宜从自身实际出发，不可照搬照抄。位于成都的立巢航空博物馆，就被设计成航空科技与历史综合展馆、城市候机厅、多媒体学术报告厅、模拟飞行厅、航空主题餐厅等功能区，让民众“看得到航空，听得到航空，摸得到航空，甚至吃得到航空”，把高大上的航空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吸引了众多游客和专业人士前来参观，并成为“2020年成都八大消费新场景” 之一。

工业遗产是城市的固体记忆，让其不再“沉睡”，需要审慎、巧妙地进行加减法设计，留住工业时代的“锈色肌理”，打造一批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活秀带”，方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并呼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吴徽平《让工业遗产不再“沉睡”》）

材料二 ：

工业遗产最基本的形态是厂址、厂房、设备以及相关的史料。近年来工业遗产的概念在持续扩大，包括工人的住宅、使用的交通系统及其社会生活遗址等，都已纳入工业遗产的范围。工业遗产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它们见证了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人类所创造并需要长久保存和广泛交流的文明成果，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保护工业遗产，就是保护历史，保护城市记忆与国家记忆。

然而作为需要被保护的工业遗产，仅仅有历史价值是不够的。如果仅仅着眼于“历史记忆”，那么工业遗产大可以通过别的成本更低的方式，如照片、影片、文字等等来呈现，而不必保留那么一大片厂房与厂址。工业遗产在历史价值之外还要具备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工业遗产应该是多重价值的相得益彰。

长期以来，人们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普遍缺少重视，世界各地的工业遗产一直面临着毁坏遗弃以及掠夺式开发导致的严重威胁；在我国，随着城市化步伐的逐步加快，在工业遗产拆与保、遗弃与利用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如今这样的局面正在逐渐好转，国家与社会都越来越重视对于“工业遗迹”的保护工作。然而很有必要提醒的一点是，即便以前不少工业遗迹遭到了破坏，但其现存数量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全部纳入“保护”之列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因而必须要有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什么是“芜”？什么是“菁”？应该依据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这五个指标来判断。它们是“遗产”，同时又活在当下与未来，是城市环境、城市文化、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不应该被看作后人甩不掉的包袱，而是可以继续发挥功用、

创造价值，甚至融入创意空间、数字经济的潮流之中的。而去芜存菁的过程，也就是删繁就简的过程。“简”，才可以凸显精华，才可以节省保护的成本。

(摘编自翟春阳《保护工业遗产要去芜存菁》）

材料三：

将工业遗产与创意产业园相结合的“以用促保”模式，是当前国内较主流的一种工业遗产开发模式。如上海M50创意园、广东中山岐江船厂改造等等，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有赖于所处城市的经济实力、文化氛围与消费人群。

就山西省阳泉三矿工业遗产的开发而言，因不具备这些经济、文化及区位优势，所以不能简单地模仿和跟风。而应在结合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基础上，不断挖掘自身的特质，确立符合本区域发展特点的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指导，打造出一套独特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保护和再利用方案。

“以用促保”的保护模式，需要先期高昂的资本投入。除一些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之外，许多地方遗产保护工作都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因此，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各方面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这是遗产保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省、市两级政府 可以在财政规划方面给予阳泉三矿保护项目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同时还需制定一整套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民众加入到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来。

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阳泉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时刻。鉴于此，阳泉三矿的遗产保护工作应纳入阳泉市总体规划的部署和安排之中。否则，在未来的城市变迁中，这一保护项目极有可能与未来的建设产生抵触。因此，从城市发展的大局出发，应将这一保护项目上升到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的高度。只有做到了系统化、前瞻化，这项工作才能真正与城市发展融合起来。

工业遗产“以用促保”最重要的目的是重点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艺术、文化价值，而不是将工业遗产通过“经济开发”的方式变为盈利的工具，使工业遗产的开发充溢商业气息。此外，阳泉三矿是山西省首个“国家工业遗产”项目，该项目的顺利建设与推进还需尽快出台与此相关的保护、开发、再利用的地方性法规，以免在开发与建设的过程中因法律法规的缺失而导致保护主体不明、技术规范缺失、责任主体不确定等问题的出现。

(摘编自李钺《因地制宜留住文明》）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论及地域，首先不能回避的当然是自然。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从来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北方寒冷干燥，北方人于是魁伟刚健、勇敢剽悍；南方湿润潮湿，南方人于是温柔细腻，机灵敏捷；秦岭隔开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黄河以北以狩猎游牧见长，黄河以南则以旱作粗放种植为主，到了长江两岸，水稻的精耕细作蔚然成风，不同区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历史文化景观。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同，就可能产生出不同的族群……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使中国的地域性既鲜明又丰富驳杂，从而大有别于世界的其它文明古国。

另外，对地域的关注和理解，恐不能过于集中于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因素上，更要看到自然的背后是沿袭悠久的人文环境，诸如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必然通过地域文化而起作用。越是后来，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与深刻，这便是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说法的由来。如果说，地域文化影响并决定该地域族群生存发展的精神和品格，那么，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文学重要而深厚的源泉。

地域、自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但在今天，不论怎么强调地域性对于文学的意义都不为过。一方面，若是论及文学及其价值，人们有理由首先关注文学中浸染着的地域性灵魂；另一方面，若是发掘文学中带有的普遍性意义，人们也一定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和阐释。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抹平并且遮蔽了所有地域特征的时代，这既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更是文学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取材于何志云《谈文学的地域性：地域文化决定族群的精神和品格》）

材料二：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乡土文学中，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沈从文的地域意识尤为突出，湘西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而沈从文则用自己的作品，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

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汉族杂居地，其文化内涵是复杂的。少数民族在不断的迁徙发展过程中，有战争、有冲突、有同化、有融合，但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风俗人情。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多是钳制、镇压的政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是受歧视的，是被压抑的群体。而沈从文关于湘西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能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从人性出发，表现少数民族丰富的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他将故乡生活与都市生活进行比较，清晰地意识到僻地、边城的弱势地位。同时，这也激发他寻觅和展示湘西文化中蕴含着的顽强的生命力量、积极健康的优秀品格和原始粗犷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凝聚着的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沈从文早中期的散文作品中，他对故乡的介绍角度独特而又全面深入。他有意略去当时行政区域的划分，由屈原而到沅水，由沅水而到川黔交界之处，突出湘西悠久的历史、楚文化传统和凤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然后逐一描绘人的生存状态和地方古朴民风，体现井然的社会秩序和人神共治的情形。

除了散文以外，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也总是用大量的篇幅集中描绘地域文化特征。在其代表作品《边城》中，就专门详细周到地介绍了小城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以吊脚楼为主的建筑格局，河岸的景色，小镇的屯兵和形形色色的住户，然后才进入故事，引出主要人物。沈从文的小说非常重视故事的地域背景，总是不忘表现湘西的人杰地灵和与众不同，选择最能体现湘西文化精神内核的东西加以表现，因此也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一种独具风韵的审美形态。

沈从文给中国现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山乡野风，也让偏居一隅、被世人忽略的湘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他那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对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准确把握，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剖析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取材于包晓玲、姚克波《论沈从文与湘西地域文化》）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传统的媒体媒介方式大多为报纸、电视、书刊等等，随着经济能力的提升，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逐渐受到电子科技的影响，开始使用互联网、计算机、手机等进行信息的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协力合作，通过双方的优势互补，来提升整体的适用能力。当前，我国存在的各类媒介自身的发展边缘已经相继模糊，这也足以证明当前媒介的融合发展巧妙地提升了整体运营合作的水平，其“整体划一”的合作理念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信息的传播工作。各类新型技术要学习传统媒体的语言魅力和发展优势，传统媒体也应该打开思路完成自身发展的相应改革，只有两者协调合作才是当前社会应用的新型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媒体综合运营的发展。

（摘编自郭磊《浅析新媒体语境下的媒介融合》）

材料二：

人类文化和媒介素养发展过程

（摘编自张开《媒介素养理论框架下的受众研究新论》）

材料三：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交互网络正联结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阅读文本的生产、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平面纸质阅读到手机阅读、社交阅读等网络阅读，阅读媒介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这一发展趋势给传统的以纸质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教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应对这一机遇与挑战，《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加入学习任务群，使之正式成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

“媒介”一般指传播介质，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既包括静态的纸质文本、图片，也包括动态的声音、动画、视频等电子文本。由于文本内容呈现形式的多样性，“阅读”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对书面文字的识记、理解、鉴赏、评价，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对图片、表格、声音、视频等多元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应用。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人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事件的发现者、记录者、写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跨”既强调“跨越”，更注重“整合”，不同的媒介形式特点各异，求同存异，将之有机整合并应用到语文课堂上来，可以丰富语文学习内容，加强语文学习与时代、与生活的联系。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应围绕言语活动开展。阅读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信息，首先应基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引导学生理解多种媒介运用对语言的影响，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手段，而非目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应整合丰富的语料，锻炼学生在多样的信息来源中去伪存真、辨识媒体立场的能力，在言语实践中形成价值判断和文化心理。从本质上看，“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具备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但这里所说的“媒介素养”不是新闻传播学范畴的，而是语文学科范畴的“媒介素养”，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引导学生反思并适应媒介技术对母语习得的影响，在不断接触、分析、判断、评价的过程中实现媒介素养与语文核心素养的融合。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聚焦时代发展的前沿，彰显语文学科的自我成长，意义重大，但在当下的教育情境中“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的开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如何抵御多元媒体对教学的干扰问题。新媒介的引入可以增加信息容量，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拓宽学生的阅读与交流空间，但集文字、音频、图片、动画、视频等于一体的超文本，也容易使学生注意力分散，游离于阅读内容之外。如果一味追求媒介的丰富，追求声、光、电的交响，而忽略了阅读的主体内容，则得不偿失。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在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目前虽然还面临很多挑战，但只要广大师生能积极面对时代发展给语文的“教”与“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努力拓宽跨媒介视野，创造性地开展“教”与“学”的实践，就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摘编自任明满、郑国民、王彤彦《“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内涵、实施策略与挑战》）

材料四：

跨媒介阅读背后实质是思维的表达，一个成功的、良性的跨媒介阅读活动，植根于一种思维模式的构建。跨媒介阅读不能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态改变。要想读懂思维之美，首先要读懂不同媒介语言之间是如何转化的。在跨媒介阅读中，比较容易形成的形态是文学阅读与影视阅读相结合，因为很多影视作品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得影视阅读成为跨媒介阅读的首选。然而，“跨”之后如何成功地阅读才是关键，要知道，语文课中基于影视作品的跨媒介阅读和一些地区开展的影视教育活动是截然不同的。

思维之美的另一种体现是要注重阅读元素的分拆和关联，形成图谱化的个人阅读知识体系。跨媒介里面有很多元素，戏剧有戏剧表现语言，绘画有绘画表现元素，数字艺术更是元素众多，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的。这种分拆和关联背后，实际上是分类思想，先分类再建立关联，然后重新将关联以后的知识结构化，形成一种思想，让阅读成为一个体系。跨媒介阅读不止于阅读浏览不同媒介信息，更要聚合思维和思想，形成新的跨媒介阅读知识图谱。

（摘编自吴钟铭《跨媒介阅读改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