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这首清诗，完成下面小题。

偶   感①

蒲松龄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②，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注】①本诗约作于康熙二十七年，时蒲松龄屡试不第，且所著《聊斋志异》 多受非议。诗人王士祺串亲访友期间与蒲松龄会面，对蒲的才学十分赞赏。 ②一字褒，用《春秋·谷梁传》中“一字一褒，宠逾华衮之赐”的典故。华衮，王公贵族的服装。疑，同“候”，比、类似。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对于如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当年的费孝通曾经专门将其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而提出来进行研究，但今天的城市化似乎走到了一个单向度发展的快车道上去，而体现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也出现了一种发展的瓶颈。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到大都市寻找工作、生活以及未来之时，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是否真正能够满足越来越城市化生活的需要，乡村的去留问题，都将是对于未来中国发展的一种考验。乡村如果是这样一番处境，文化的未来又将会走向哪里同样是作为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而吸引着晚年费孝通的注意力。或者说，从1948年前后开始撰写《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这两本小册子的时候开始，费孝通就一直探究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大变革的时代中，中国文化到底该何去何从，这种探究只有到了他晚年90多岁时才真正变成是一种自觉性的思考，并为此而提出一种“文化自觉”的概念去试图予以彻底解决。

对许多阅读过《乡土中国》的人来说似乎并不陌生，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差序格局”，或许受到潘光旦先生反复讲述的“五伦”观念在中国社会伦理结构中的影响，费孝通由此而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实质便是试图与一种西方“团体格局”相对比之下而对中国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给出一种更为贴近真实的理解，以克服一种西方社会学教科书般的对于中国的远观。它为我们的社会理解找寻到了一个可以依附的框架，与此同时，他也借此暗示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可以把分散开来的个人一个个地聚拢在一起的基础究竟在哪里，而这个基础就在于一种强烈意识的自我的存在。但这种自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要被自我放置到他人的位置上加以绑定起来而实现的，因此这种自我在天然的意义上便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是“我”的一种他者化。因此在我们乡土中国的文化里不太惧怕有他人的存在，只要“他”是和“我”有关系的，“他”可以转化成为“我的”，这种惧怕感也就自然消失了，这里的关键是要看他和我的关系究竟是远还是近。这种关系结构绝非是“拉关系”那样简单，它自身具备一种真正私人性与安全感的结合：自我的存在，并以自我为中心，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中国人自我价值的发挥；同时在他需要各种帮助之时，便可以瞬时启动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由此而使得一种由人情关系的亲疏远近安排的社会格局得以有助于每个自我与社会成就的获得。这种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序格局，实际上也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社会里的道德、法律以及伦理形态。换言之，所有这些都无法脱离我们的社会关系中以自我为中心而又不断延伸出来的社会联系，这种关系网络的实践真正塑造出了乡土中国的一些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中就包括对于私人的而非公共道德的强调。换言之，在人们作出一种道德与否的判断之前，首先想到的就是彼此之间私人关系的远近，这种观察无疑是对中国社会自身文化逻辑的最为深刻的一种理解。

新的中国的建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抛开一种现实的存在或者国情而自行构建，而这个摆在新的中国面前的现实基础恰恰是与现代西方已经建立很久的法权制度的契约精神不能够相融合的。换言之，这个国家的基础的文化可谓是建立在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上的，由此才会有难以处理的一种所谓“人治”的社会、在野乡绅的自治、无讼的理想以及一种特殊的礼法文化等困境的出现，这些困境不是在于一种传统的文化有了问题，而是在于我们引入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忽略了一点，即这种传统的差序格局的文化观念是要慢节奏地发生转变的，言外之意便是，二者之间并没有可能做到同步发展，进而会引发诸多的困境产生。

（摘编自赵旭东《文化自觉与人的相互看——由作品去理解费孝通思想的一种途径》）

材料二：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一书集中阐述了费先生文化自觉思想：“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将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因而费先生特别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他详细解释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还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目的就是通过“文化自觉”，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建立“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徐平《费孝通文化思想演变及其文化自觉实践》）

A．

B．

C．

D．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个王朝的挽幛

吴光辉

①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1898年7月8日这一天，整个江南山景就如同一幅黑白相间的书法作品，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后去祭祖的翁同龢，就一路悲伤地向着这幅作品深处跌跌撞撞而去。一片墨黑的天正下着细雨，刮着阴风。69岁的翁同龢早已脱下一品朝服，穿上一件玄色长袍，全身被阴风吹得瑟瑟发抖，雨水早已淋湿了他花白的头发。

②风黑。雾白。雨清。常熟虞山西麓祖坟四处的垂柳飘拂着无奈，祖坟前新插的白幡飘展着悲苦，白色纸钱在四处飘飞着惆怅，焚香的青烟从土坟前升腾起忧伤。白发玄衣的翁同龢还没走到父母的坟前就痛哭流涕起来：“父母大人呀，儿子不孝，对不起你们呀！”他是一路喊着哭着，踉踉跄跄地奔到坟前的。他流着泪在坟前祭桌上供上祭品，点烛烧纸，吹鼓手们也吹起了唢呐。一曲凄凄惨惨的苏南民间悲调便从坟间传出，呜呜啦啦，凄惨动人。

翁同龢跪倒在黑白相间的水墨山景里，跪倒在撕心裂肺的绝望中。③一夜的漫天阴雨随风扫过留下了点点愁苦，一夜的孤雁在林间盘旋留下了沙哑的长鸣，一夜的寒霜无声地洒落留下了一片揪心的惨痛，一夜的无边悲愁使翁同龢白了一尺胡须。悲苦。惆怅。绝望。这便是翁同龢挥毫写下的《祭祖》手札的情感由来了。这恐怕也是我翻开翁同龢的《松禅老人遗墨》，就感到从那一幅幅白纸墨迹的字里行间，流泻出无限的愤懑与忧伤的原因吧。

我觉得那本在他去世后出版，现已发黄、陈旧斑驳的书法作品集，早已不是翁同龢削职为民、归隐山林时的艺术陶冶，而是一种封建知识分子理想破灭时的情感发泄，又是一种封建王朝从兴盛走向没落时的历史笔录，更是一种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时代挽。渗透纸背的不仅仅是翁同龢晚年的墨迹，而更多的是翁同龢报国无门、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

我不知道翁同龢是不是色盲，但他肯定将他的归隐地江苏常熟虞山那原本五颜六色的景物，全都精减成黑白照片似的图像，然后用他的书法思维，将这片远离县城的寂山静水，勾勒成黑白相间的波墨，从而写下了《黄昏犹作》《春江渌涨》等一幅又一幅书法佳作。他让眼前的世界全都变作笔下的黑白与线条，又让线条的墨色在白纸上化作一种无奈与叹息。同时，他还让世间的乖张狡猾全都变作笔下的朴拙敦厚，又让人世间的忠奸是非化作一种黑白强烈对比的独特形态。翁同龢就这样将自己在这书法的黑白世界里化作永恒。

我敢断言，翁同龢选择书法是他人生的一个必然，因为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才得以充分表达，而他的人生又一步一步地迫使他选择了这种表达。然而，正是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成为大清王朝的国家悲剧和翁同龢的个人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翁同龢在甲午战败后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私访康有为，随后又在光绪帝面前举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百日维新”的序幕。然而，结果却是在“百日维新”的第四天，他就被以“言语狂悖，渐露跋扈”的罪名“开缺回籍”了。这恐怕便是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了。正是这种非白即黑、非忠即奸、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认定了翁同龢这位两代帝师能一下子由忠变奸，他也就逃脱不了削职为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下场，后来一大批维新人物也惨遭血腥镇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翁同龢黯然神伤地回到家乡常熟后的第二天，去翁氏墓园上坟祭祖。那里安葬着他的祖母、父母和兄嫂等亲人。翁同龢经历了开缺回籍，满怀着落魄伤感。这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朝祖坟深深地叩下头去，两行老泪不禁然而下。

④墨黑。纸白。泪浊。他当日挥毫写下手札一幅：“伏哭毕，默省获保首领从先人于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献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飘骸之辞，尚不致贻羞先人也。”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幅《祭祖》墨迹了，他在字里行间给我们哭诉着一代精英忠心报国却被回乡的无限悲伤。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⑤1904年7月4日夜，江南山林，热烦闷，一片墨黑，唯有一盏枯灯随风摇曳，似翁同龢即将飘逝的生命。

弥留之际的翁同龢已经不能提笔，枯槁瘦弱，满脸愁苦，气若游丝。他自知大限已到，便断断续续地口占《绝别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他气喘吁吁地说完最后一句，就再也克制不住，两行老泪纵横而下。经历一阵痛苦挛之后，他又以《论语》集句给自己撰了一副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他睁着泪眼看着自己给自己撰写的挽幛，让人代笔高悬于堂前，白纸黑字，黑白分明，他这才仰天长叹一声，闭上了双眼，饮恨长逝。就这样，一代爱国老臣抱着无尽的幽怨和孤愤，从此长眠于江南虞山尚湖之间，长眠在大清国岌岌可危的命运里。

翁同龢就这样带着满腹怨恨离开了人世，也给后人留下了是非成败、功过忠奸的无数话题。他那绝笔的挽幛高悬在山间草堂里，也高悬在晚清王朝的天幕上。

然而，他给后人留下了《松禅老人遗墨》，也给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一座艺术高峰，更给晚清王朝走向最后灭亡写下了一个时代的挽幛。

（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买橘子

沈从文

保安队队长带了一个尖鼻小眼烟容满面的师爷，到萝卜溪来找橘子园主人滕长顺，办交涉打商量买一船橘子。长顺把客人欢迎到正厅堂屋坐定后，赶忙拿烟倒茶。队长自以为是个军人，凡事豪爽直率，开门见山就说：“大老板，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点儿小事特意来这里的。我想和你办个小交涉。我听人说你家橘子园今年橘子格外好，又大又甜，我来买橘子。”

长顺听说还以为是一句笑话，就笑起来；“队长要吃橘子，我叫人挑几担去解渴，哪用钱买!”

“喔，那不成。我听会长说，买了你一船橘子，庄头又大，味道又好，比什么‘三七四’外国货还好。带下省去送人，顶呱呱。我也要买一船带下省去送礼。我们先小人后君子，得说个明白，橘子不白要你的，值多少钱我出多少。你只留心选好的，大的，同会长那橘子一样的。”

长顺明白来意后，有点儿犯难起来，答应拒绝都不好启齿。

可是会长是干亲家，半送半买，还拿了两百块钱。而且真的是带下省去送亲戚，这礼物也就等于有一半是自己做人情。队长可非亲非故，并且照平时派头说来，不是肯拿两百块钱买橘子送礼物的人，要一船橘子有什么用处?因此长顺口上虽说很好很好，心中终不免踌躇，猜详不出是什么意思来。也是合当出事，有心无意，这个乡下人不知不觉又把话说回了头：“队长你要橘子送人，我叫人明天挑十担去。”

队长从话中已听出支吾处，有点儿不乐意，声音重重地说：“我要买你一船橘子，好带下去送礼!你究竟卖不卖？”

长顺也作成“听明白了”神气，随口而问：“卖，卖，卖，是要大船？小船？”

“要会长那么大一船，货也要一样的。”

“好的，好的，好的。”

在一连三个“好的”之中，①队长从橘子园主人口气里，探出了怀疑神气，好像把怀疑已完全证实后，便用“碰鬼，拿一船橘子下省里去发财吧”那么态度答应下来的。队长要一船橘子的本意，原是借故送礼，好发一笔小财，如今以为橘子园主人业已完全猜中机关，光棍心多，不免因羞成恼，有点儿气愤。只是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主人既答应了下来，很显然，纵非出自心愿，也得上套。所以一时不便发作，只加强语调说：“大老板，我是出钱买你的橘子！你要多少钱我出多少，不是白要你橘子的！”

同来那个师爷鬼精灵，恐怕交涉办不成，自己好处也没有了。就此在旁边打圆场，提点长顺，语气中也不免有一点儿带哄带吓。“滕老板，你听我说，你橘子是树上长的，熟了好坏要卖给人，是不是？队长出钱买，你难道不卖？……”

“我要一船，和会长一样，……会长花多少我也照出，一是一，二是二。”话说完，②队长站起身来，把眉毛皱皱，意思像要说：“我是个军人，作风简单痛快。我要的你得照办。不许疑心，不许说办不了。不照办，你小心，可莫后悔不迭!”斜眼知会了一下同来的师爷，就昂着个头顾自扬长走了。③到院子心踏中一泡鸡屎，赶上去踢了那白鸡一脚“你个畜生，不识好歹，害我！”

长顺觉得简直是被骂了，气得许久开口不得。因为二十年来内战，这人在水上，在地面，看见过多少稀奇古怪的事情，可是总还不像今天这个人那么神气活灵活现，不讲道理。

两个人出了滕家大门，走到橘子园边，想沿河走回去，看看河边景致，散散闷气。侧屋空坪子里。正遇着橘子园主人女儿夭夭，在太阳下晒刺莓果，头上搭了一块扣花手帕，辫子头扎一朵红茶花。

其时正低着头一面随意唱唱，一面用竹耙子翻扒那晒簟上的带刺小果子。身边两只狗见了生人就狂吠起来。夭夭抬起头时，见是两个军官，忙喝住狗，举起竹耙在狗头上打了一下，把狗打走了。还以为两人是从橘园穿过，要到河边玩的，故不理会，依然做自己的事情。

队长平时就常听人提起长顺两个女儿，小的黑而俏。这次倒因为气愤，心中存着三分好奇，三分恶意，想逗逗这女子开开心，就故意走过去和夭夭攀话，问夭夭簟子里晒的是什么东西。且随手刁起一枚刺莓来放在鼻边闻闻。“好香!”

夭夭知道这两个人，原来先不久还刚从家中与爹爹吵了嘴。④夭夭再看看两人，便把先前那点儿天真好意收藏起来了，低下头去翻扒刺莓，随口说：“好好的买卖，公平交易，哪有不卖的道理。”

队长还涎着脸说：“我要买那顶大的，长在树尖子上霜打得红红的，要多少钱我出多少。”

师爷依然带着为上司捧场神气，尽说鬼话；“那当然，要多少出多少，只要肯，一千八百队长出得起。送礼图个面子，贵点儿算什么。”

夭夭听听两人说的话，似乎渐渐离开了本题，话外有话。

语气中还带点儿鼻音，显得轻浮而亵渎。尤其是那位师爷，话越说越粗野，夭夭脸忽然发起烧来了，倒拖竹耙拔脚向后屋竹园一方跑了。

且说夭夭走回家去，见爹爹正在院子里用竹篙子打墙头狗尾草，神气郁郁不舒。知道是为买橘子事和军官斗气，两不搭桥吵了两句，心不快乐，因此做个笑脸迎上去。

夭夭想使爹爹开心，于是笑将起来，“这算什么？他们要买，肯出钱，就卖一船给他，管他送礼不送礼!”

“他存心买那才真怪!我很怄气。”

（有删改）

文本二：

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长河》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节选自《长河·题记》）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桥的历史

萧 乾

挖土铺石凭的还仅仅是一股傻力气，桥梁和崖石才是人类血肉的吞噬者。异于有钢架的火车桥，公路的桥梁时常是在不知不觉中便开过去了。有一天，也许你会跨过这已坦夷如平地的横断山脉，请侧耳细听，车轮下咯吱吱压着的有人骨啊！长城的修筑史已来不及搜集了，我们却该知道滇缅路上那些全凭人力搭成的桥梁是怎样筑成的。并不是“上帝说有桥，于是就有了桥”，每座桥都有它不平凡的来历。修胜备桥的桥基时，先得筑坝，把来势凶猛的江水迎头拦住。然后用田塍上那种水车，几十只几百只脚昼夜不停地踩，硬把江水一点点地淘干。然后还要筑围坝，最后下桥基。下桥基的那晚，刚好大雨滂沱。下一次，给水冲掉一次。这时，山洪暴涨了。为了易于管理，一千多桥工是全部搭棚聚住在平坝上的。江水泛滥到他们的棚口，后来侵袭到他们的膝踝。可怕的魔手啊，水在不息地涨，终于涨到这千多人的胸脯。那是壮烈凄绝的一晚：千多名路工手牵着手，男女老幼紧紧拉成一条受难者的链索，面对着这洪泛（液体的坟土！）绝望地哭喊。眼看它拥上了喉咙，小孩子们多已没了顶，大人嚎啕的气力也殆尽。身量较高的，声嘶力竭地嚷：“松不得手啊！”因为那样水势将更猖獗了。——半夜，水退了。早晨，甚至太阳也冒了芽。但点查人数的结果，昨夜洪流卷去了三十四个伙伴。

惠通桥的铁工是印度人，木工是粤人，石工多是当年修筑滇越铁路的云南人（他们个个都有一段经历）。但还有并无专技却不容泯没的一工，那是“负木料者”。为了使桥身坚固，非使用栗木不可，十个月修桥，有半年时间都用在搬运木料上。如果栗木遍地皆是，自然就没有什么神话意味了。然而栗木稀少得有如神话中的“奇宝”。它们长在蛮老凹，藏在原始的深山密箐中。七八天的路程，摸着悬崖，在没人的鬼剑草丛中钻出钻入，崎岖得不可想象。半年来，有近百人经常在蔽不见日的古森林中，披荆斩棘地四下寻觅，砍伐下来，每天又有几百人抬运。好沉重的栗木啊！每十五个人搬运一根：七个抬，八个保驾。这样搬了一千根，才筑成了这座驮得动钢铁的桥。

筑桥自然先得开路。一个没声响但是更贪婪的死神，是那穿黑袍的“瘴毒”，正如阴曹地府里有牛头马面，当地人也为这神秘病疫起了许多名称。如龙陵、芒市段的双坡、放马厂、芭蕉窝等地，据说是流行着：一、泥鳅痧——症象同一般发痧，腹痛，土治法是把胸脯刮出红筋。但红筋若翻过肩膀，生望便濒绝了。二、哑瘴——发烧，把手放到脑顶上都觉发烫。随后又发冷。渐渐神志昏迷，不能讲话。据说患者延至三天必死。三、肛疔——一位路工指导员曾染此症，病象是骤冷骤热，呕吐昏晕。死后发现肛门内有菜子状疹豆。四、羊皮痧——头痛，皮肤起红点；燃之以火，噼啪作响。及红点一黑，人即完事。另外，还有无数种神秘病症。总之，永昌以南的路工死于瘴毒的数目很可惊人。如云龙一县即死五六百，筑梅子箐石桥的腾越二百石工，只有一半生还。

虽然有些人武断地否认瘴毒的存在，直谓为“恶性疟疾”，而许多云南朋友又把这“如一股旋风，腾地而起”的“五彩虹氲”说得那么神秘。我不谙医学，不便妄作论断。但只要看看边地筑路工人的生活情形，即知死亡以种种方式大量侵入，原是极其自然的。这些老少英雄们很多是来自远方的，像蒙化、顺宁、腾冲。公路并不经过他们的家乡——时常须走七八天的路才能抵达。他们负了干粮（还有没粮可带的穷人，白天筑路，晚上沿门讨饭），爬山越巅地走到工作地点，便在附近的山坳里扎了营。地势是低洼潮湿的，四面为巉岩围起。一路上，山箐里这些“棚”中腾起缕缕炊烟，棚子其实只有两根木棍作支架，上面散铺着树叶，低矮到仅容一个人“钻”进去。遇到阴雨，那和露宿实在分别不大，而赶工的时期刚好就在雨季。那小棚是寝室、厨房，又是便溺坑。白族路工炊饭的燃料是捏成饼形的牛粪。

这便是为烈日晒了一天的修桥工晚上安歇的地方！

（节选自萧乾《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注】》）

【注】滇缅路，即中国云南省到缅甸的公路。滇缅公路由国民政府于1938年组织劳工修建，通车之日起，滇缅公路就担当起输送抗战物资的重任，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输血管与生命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条路不仅改变了中国抗战格局，同时还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式现代美术最鲜明的艺术特征，就是把人民既作为艺术的接受者，也作为艺术的被表现者，使作品所表达的审美价值体现人民的世界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美术独特的话语体系。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命题，“服务”即意味着要表现他们——体现无产者的思想情感；要让他们看得懂——体现无产者的审美精神。“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命题，更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式现代美术要为无产者服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从未明确提出的艺术命题。

改革开放时期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改写为“为人民服务”，显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对阶级斗争概念的淡化。全球化语境的新时代，“人民性”成为一种国家公民的广义概念，从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到“为人民服务”，再到“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性”内涵不断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人民性”从“无产者”到“有产者”再到我国宪法所表述的“公民”，从“服务”那种艺术与主人的主辅关系，到“为中心”强调艺术为民众的中心式结构，中国美术更加开放和多元，勾勒出以“人民性”为现代性内涵的鲜明标志。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转向创作人民可以理解和必要的艺术”的主张。他指出“对艺术作品最有价值、最正确的意见，是工农兵的意见”，因而“艺术家应该努力让他们的作品得到人民的认可”。这便是“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现代美术评价标准。“喜闻乐见”这句出自王守仁“仆诚喜闻而乐道，自顾何德以承之”的成语，形象地表达了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应具备被人民“喜欢听”“乐意看”的审美特征。也即“人民性”所描述的艺术受众者和被表现者的统一，不仅是人民原型与艺术形象的统一，而且是艺术作品所体现的人民世界观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理想、审美品味与审美情趣的统一。

“喜闻乐见”作为“人民性”的评判话语，并不是矮化艺术的创作水准，而是强调雅俗共赏，将艺术的高水准、高品质与广泛的公众接受度相统一，是阳春白雪的艺术高度和下里巴人的艺术接受度的契合。“喜闻乐见”作为“人民性”的评判话语，毫无疑问也更深刻地指引了中国式现代美术不断从中国广袤的民间美术、驳杂的民俗美术中汲取艺术变革精神、获取民族化灵感的艺术探索道路，因此形塑了美术作品质朴刚健的“民族化”特征。

“人民性”诉诸艺术的灵魂，就是艺术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并为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而创新性发展。在以坚持“人民性”为主导的现实主义精神烛照下，探索的包括意象、抽象、表现、象征等在内的多种艺术形态呈现。其实，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只是通过多媒介的物性，探索了“观念形态”的审美价值，而中国式的现代美术则更偏重“技艺形态”的审美价值和“生活形态”的审美价值。这三者之间，其实并不完全存在艺术的所谓进化时序。相对来说，以“人民性”为话语灵魂的中国式现代美术，更注重对现实之中人民生活的审美发掘，“生活形态”的审美价值也更适应中华民族对艺术的基本认知与审美感知。

（摘编自尚辉《“人民性”——中国式现代美术话语建构的灵魂》）

材料二：

新时代以来，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呈现为艺术的实践行动。无论是艺术家致力于中国式艺术语言的探索与建构，还是跨媒介特征愈发凸显，抑或是中国当代艺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空间，艺术服务大众的人民性特征，在艺术的创新性中不仅未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和凸显。

当然，在“人民性”观念的映照下，当代艺术场域和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与反思的现象：一是在近些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景观化”现象。不少作品回避对现实的关切，在这些作品貌似宏大的景象中，人群仅仅是被摆布的“道具”，图像仅仅是呈现的景观而已。二是情感的疏离化，当下，在关注现实、扎根人民的观念导向下，各地艺术机构也以各种方式组织艺术家深入生活，感受现实。但是，不少都是以“他者”的身份，走马观花，所看所表现的都是“景观”，很难真正体味民众的真实生活境遇和精神需求。三是媒介的娱乐化将艺术场域变成了网红打卡的场地。一些展览以“当代”之名，制造着没有身份特征和现实关切的，仅仅彰显着炫耀式的大众审美消费的“媒介奇观”，炫目的形式遮蔽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艺术，无论是什么样的媒介和样式、风格，其出发点与归宿，是为了倡扬人性之美，讴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呵护人性的尊严与光芒，这也是当代艺术不应缺失的最基本的品格。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在谈及新时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问题时就强调，最重要的是体现美术家的人文关怀。“首先，尊重‘人’，肯定个体生存意义及生命的价值；其次，关注人文世界，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文化生成的力量；最后，回到形象，以气息为重，以生动为目的。‘人民形象’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上，而应以人为本。至于艺术表现，就应注意将个体视角与整体表述相结合，注意主体观念的外化和客观物象的内化，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气息’，既是个体的也有时代的因素，是综合性的。‘生动’，涉及主体的情感体验及艺术的表现力，已超越了形象的范畴。”

只有真切深入地贴近生活，才能找准“最广大受众”的共鸣点。多年来，美术创作实践主要聚焦在“为了谁”“表现谁”“好坏谁说了算”等核心问题。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则主要涉及题材、风格、趣味三个方面，分别指向“画什么”“怎么画”和“为了谁”的命题。与此同时，今天如何辩证思考艺术性与人民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关系也必须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摘编自李亦奕《最厚重最温暖的底色——美术创作中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