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硕大的耳朵、前凸的双眼、咧到耳根的大嘴巴……有“吃瓜群众”认为，三星堆是外星文明，三星堆奇异诡谲的青铜大面具、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等文物是外星人的作品。真的是这样吗？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尊、玉璋、玉琮等与黄河流域的出土文物形制一致，这显示了三星堆文物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而大家所熟悉的青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大气恢弘的文物，既昭示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三星堆文明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出品”，其文物与《山海经》进行比对，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青铜神树就和记载的一样，在向上的树枝上站立着一只雄视四方的太阳神鸟。

此次三星堆发现的黄金面具“惊艳亮相”，与金沙出土的黄金面具是同款。不止黄金面具，还有金沙金冠带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玉璋、象牙……两个遗址有不少文物“撞款”。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部分文物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证明这两者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两个遗址之间也必然存在某种特殊联系。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可以认为，金沙文化正是对三星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两者共同成为古蜀文明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三星堆3号祭祀坑中发现的鸮形纹饰青铜尊，与在相隔1300多公里的殷墟出土的鸮形青铜器——赫赫有名的“妇好鸮尊”也有相似之处，都是“鸮”形，圆眼、尖喙、大耳，威严而神秘。鸮，就是猫头鹰。因为猫头鹰有夜视能力，在远古时代，鸮被认为是可以与人神沟通的使者，所以鸮出现在青铜器上，是一种崇拜。三星堆出土的鸮形尊，腹部有独特的“饕餮纹”，其考古发现虽显示出古蜀文化的某些地方色彩，但在宗教、礼仪的价值维度，同中原文明之间没有本质差异。可以说，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并最终汇集到一起，再次证实了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结合体。古巴蜀所处的长江流域，也似黄河流域一样，同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对于三星堆文明的探索没有止境。截至目前，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后期通过对这些文物的检测、分析，关于三星堆的很多谜题都将得到揭晓。这个曾深埋地下三千年的古老文明的真实面目，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取材于王鹏、童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三星堆遗址“上新”，为何能点燃大众热情？除了它在历史学、考古学领域的重要意义之外，考古发掘中使用的新技术手段、新传播方式也是吸引大众关注的重要原因。如首次对大型青铜器进行3D打印技术提取，先使用3D扫描仪对文物进行扫描并收集周边数据，然后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文物的模型，根据模型打印生成硅胶体的保护套，将硅胶覆盖在文物表面对文物进行保护……这让网友如身临其境般看到文物如何重生；又如在考古发掘现场采用“传统媒体+新媒体”联合直播的方式全景呈现，力求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展示文物之美。生动形象的宣传手段也为此次考古发掘增粉不少，如用“火锅”形容出土文物“陶三足炊器”，网友大呼有趣；黄金面具出土后，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细心修复，精美的文物惊艳了网友，他们纷纷进行二次创作，在网上形成了“刷屏”式传播……古老的文物与新考古手段、新传播方式的融合，让此次考古发掘既神秘又新潮，吸引了大量关注，成为人们了解古蜀文明、了解华夏文明的重要窗口。

其实，三星堆考古的传播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复制的。长期以来，考古学和其他很多“高冷”学科一样，在普通人眼里都是非常严肃、非常神秘的，普通大众不了解，也很难了解。但事实证明，大众对这些“高冷”学科也是有探究需求的，而“高冷”学科也需要被大众了解、理解，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如何破壁“出圈”，不仅需要传播方式的革新，更需要思想观念的更新。正是基于此，三星堆考古大胆地采用直播、玩梗等最贴近观众、最网络化的方式为大家呈现三星堆文物之美。在这场重大考古发现中，公众不再是旁观者，可以通过新技术手段近距离观察，甚至可以参与其中；三星堆文化也不再是存在于历史课本中的古老遗存，这些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是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凝聚着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考古学的兴盛是国家整体实力蒸蒸日上的体现，三星堆“再醒惊天下”，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学的魅力，看到了公众对考古学的关注度明显提高，看到了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望远镜；在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显微镜。三星堆遗址“上新”掀起的“考古热”，也将成为一针强心剂，助推考古学的兴盛，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取材于魏燕、夏远望的相关文章）

堰佑川蜀

胡润泽

①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李冰为蜀郡守，于灌县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是为都江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②此段文字出自《蜀志•李冰治水》，该书对都江堰的描述不过寥寥数行，然而，这轻飘的笔墨间，一脉江水浩浩荡荡，顺人意流淌，浇灌出巴蜀之地两千年的繁华。

③今日的都江堰已是成都著名景点，闾阎扑地，人头攒动，一派热闹喧嚣，然而雕梁画栋的二王庙是后人所建，钢筋水泥的外江闸是后人所修，郁郁苍苍的松柏是后人所栽，鳞次栉比的商铺是后人规划，络绎不绝的人流是后人慕名而来……

④这样看来，都江堰真正的主角，李冰当年修建的工程，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平实无奇，看起来甚至几似土坡的堤坝，被荒草杂树覆盖，若无指示牌，你几乎认不出它来；岷江水也好似太过温驯，安静地流淌，只偶尔风起，才有波澜微动，它乖顺地被河道裁割、分流，再转向、迂回，依照筑坝者的指示做一番又一番的调整，竟叫人读不出分毫的放肆张狂，更想不到它曾经将此地变为一片泽国，令“人或为鱼鳖”，是无数川蜀百姓对生灵涂炭的最初记忆。

⑤然而，静流之下隐藏了岷江所有的汹涌恣肆，是看似平凡的都江堰规束了它所有的狂野不羁。奔腾的岷江水撞击在鱼嘴处，被斩为两股，一部分入内江灌溉成都平原，一部分由外江排出，内江窄而深，外江宽而浅，故雨季四成水流入内江，旱季六成水流入内江，旱季反之；而进入内江的水在宝瓶口骤然收窄的水道处受阻，形成漩涡，多余的水流入飞沙堰，保持成都水量稳定，此为“四六分水”。而困扰世界水利工程学家的排沙问题，也在此得到了几乎完美的解决——内江底凹陷，外江底凸起，在流体力学原理的作用下，清澈的表层水流入内江，浑浊的底层水排入外江；在宝瓶口，江水迎来二次分流，剩余的泥沙一部分被甩入飞沙堰排走，一部分在凤栖窝沉积，最终仅有二成沙进入成都平原，此为“二八分沙”。这看似不起眼的“小土坡”，将水与沙两个魔头约束其中，看似平静的江面下，江水沙石循着李冰沾满水迹与泥渍的指纹，规行矩步，化赤地泽国为千里沃野。

⑥千里绵延的岷江水中，立有李冰父子的石像，“没淤泥而葛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以自己的身躯千年如一日地测量岷江的野性与桀骜，那波涛中的身影分外令人动容。都江堰是成都平原的守护神，是古来旱涝无常、民不聊生的历史的终结者，是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底气由来。它的缔造者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被请进二王庙，被捧上神坛，被后人景仰膜拜。可他说，不，我要回到我最牵挂的地方，眼望的是江浪的起伏、江水的浊清，心念的是苍生的福祉、一方的平安。

⑦虽然听闻江中石人已被珍藏于博物馆，我仍向江中俯瞰良久，希望有幸能得见蜀守身影，又猛然惊觉自己荒谬：李冰何需囿于一石人？这江水滔滔，何处不是他的身影？他的精魂从不高踞庙宇之上，而是深深扎根于水中，镇岷江，佑成都。“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和“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真言，也和着江浪轰鸣，久久回响，声声入耳，千年不散。

⑧定是听到了，也听懂了那位蜀守的话语，才有那么多的后辈接过长锸，续写都江堰的传奇：风过松林，絮絮地讲述了诸葛亮设兵护堰的故事，灌县江岸上留下的是马可•波罗的足迹，那古老的灌溉系统仍在被李希霍芬以挑剔的眼光打量，滔滔江水浇灌出丰都庙里黄炎培的文脉……薪火传承两千载，当有一日灾难到来——汶川地震，山河破碎，天地同悲，距震中仅二十多公里的直线距离，让人们都为这座春秋战国时期的老祖宗捏了一把汗，然而，它挺住了。那让四川瞬间天崩地裂的冲击波，在都江堰面前，仿佛也温驯平顺下来。庇佑成都的就是都江堰，或者说，是都江堰凝成的生命哲学。

⑨那是水的哲学——堵不如疏，因势利导，将最狂野的生命付之于最严谨的规整，将重大的灾难转化为焕发生命的力量；那更是人的哲学——封侯非我意，唯愿水患平。哪怕肉身已逝，也要化作石人常镇江中，佑护川蜀。

⑩李冰啊，你确是早已睡去了，可这片土地上，为何总有一个醒着的你？

（取材于胡润泽《堰佑川蜀》）

材料一

圆明园为康熙赐名，雍正说这一名字意旨深远，“圆”指个人修养圆满无缺，君子立身行事，遵循中庸之道，“明”指光明磊落，睿智明达。后来乾隆又赋予“圆明”二字以先忧后乐的政治寓意。

在圆明园内景观建筑的命名中，不少是执政者政治理念与理想的映射，如“正大光明”等。正大光明建筑群位于圆明园南部。正大光明一语出自理学家朱熹：“古之圣君贤相所以诚意交孚，两尽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业也。”就是说圣君贤相竭诚以待，各尽其责，才能成就光辉的盛世。国家的各种重要大典，如贺寿庆典，乡试复试等一般都在正大光明殿内进行，因此有“御园正衙”之称。除此之外，圆明园二宫门命名为出入贤良门，寓意实现盛世，就要“亲贤臣，远小人”。圆明园西北的“汇芳书院”取汇集群芳之意，这里的“芳”是指有贤德，贤才的人，标榜好贤，尊贤，希望能够得到贤才的辅佐。

孝治在封建王朝时代维护着家庭宗族的稳定。孝悌礼制思想在圆明园内景观建筑的命名中也多有体现，如“鸿慈永祜”等。鸿慈永祜是皇家祖祠，又称安佑宫，是乾隆间来奉祀康熙、雍正的地方。

修身养性是儒家对君子的基本要求，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修身。圆明园内景观建筑的命名，不少是儒家修身思想的反映。在众多景观建筑中，“茹古涵今”“四宜书屋”等均是读书之处。“茹古涵今”表示皇帝在此汲取古人精华，接受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四宜书屋”，乾隆解释为“春夏秋冬无不宜，所宣乐总读书时”，一年四季皆宜读书。此外，还有一些景观的题名也体现出乾隆对修身养性的追求，如“涵虚朗鉴”“澡身浴德”等。

对山水田园生活的向往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鲜明特征，在圆明园内也有不少体现，如“北远山村”“杏花春馆”等景观命名。北远山村，竹篱茅舍，巷陌交通，如同王维田园诗歌景象。杏花春馆，矮屋疏篱，环植文杏，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意境有相似之处。

圆明园建筑还体现着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会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不同文化中的仙佛境界。在营建过程中，它会借鉴很多江南园林的营建手法，甚至连名称也照搬进来，典型的如“曲院风荷”，此名原为西湖胜景。

古人认为：“善园者以名，善名者以意。”这些命名，是造景者摄取万象，塑造典型，借物写心的过程；是赏景者借物抒情，精神升华，自我重塑的过程。它们是园林文化内涵的高度凝练，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是圆明园这一不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让圆明园成了当今的“天生网红”，衍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圆明园四十景”“圆明园十二生宵”等，这也是对圆明园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取材于王洪波、沈爱群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的说法，出自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写给巴黎友人达索的信，他在信中说：“这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园中的建筑造型，其美无与伦比……建筑与山石、花木之间巧妙结合……景色之多不能一目看尽……一切都趣味高雅，可以长时间地游赏。”他的《中国第一园林特写》一书影响比较大，致使欧洲上层许多达官贵人对圆明园非常青睐，要求建筑师给他们设计类似圆明园的房子，模仿中国园林，所以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园林在乾隆年间开始走向世界。

当时英国皇室建筑师钱伯斯也非常推崇中国园林艺术。他在《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中说：“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又在《东方造园艺术泛论》一书中写道：“没有任何国家在园林结构的壮丽和数量曾经与中国相当。王致诚神父告诉我们圆明园有四百座楼阁，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

在当时英法等欧洲国家争相仿造中国园林的过程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模仿得有点像。因为中国皇家园林里有许多农业景观，所以在凡尔赛宫里出现了小特里阿农这样的农业景观。仿造最好的还是钱伯斯在英国伦敦郊外建的邱园塔。他仿的是广州六榕寺的六榕塔，因为钱伯斯到过广州，通过六榕寺六榕塔的老照片，可以发现它和邱园塔造型非常相似。

当时欧洲贵族将丝绸之路传过去的中国瓷器或者丝绸上出现的建筑物都作为中国园林的代表，在自己园子里仿造，实际这些根据并不充分，那些图案上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圆明园。不过也有一个传教士曾经把《圆明园四十景》图带回了欧洲，他带的不是绢本画，而是木刻版。法国的勒胡士出版了《新潮园林详解》，第四卷中他以圆明园为题介绍中国园林。

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对欧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美国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说：“中国园林是欧洲浪漫主义的起源之一，它推动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向。”

圆明园还被誉为“中国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正因如此，部分人提出要在今天重建圆明园，恢复其当年的富丽与繁华。中国拥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古迹，它们既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圆明园遗址则与众不同，它承载了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历史记忆，对世人具有教育和警示作用，其历史意义已远超园林作为建筑本身的艺术价值。如此一来，圆明园已无重建必要。首先，圆明园并不可能完全被复原，那些散落世界各地的珍宝还有许多不知去向；其次，就算恢复了当时的样貌，也只能称得上是仿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逝去的历史是永远不可复制的。

其实，若想看到圆明园盛景有很多呈现方式。国家文物局表示，将在网络上“重建”圆明园，采用数字化等虚拟方式再现圆明园昔日盛景，并结合考古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活动，宣传、普及圆明园遗址核心价值内涵。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正确认识历史废墟的价值。

（取材于郭黛姮、何欣禹等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