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印尼爪哇开展了一项有关水稻生产的农业研究。研究者发现，农业生产常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来获得总量的增长，但这种生产模式一旦固化并达到一定上限后，再多的生产投入也不能提高产量，反而有所降低。更重要的是，这种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无法进化成更为高级的生产模式。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称之为“内卷”。这种现象同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而当代中国的教育发展正面临“内卷化”日益严重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这样谈当前教育的“内卷化”：孩子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但是读好大学或好专业的名额始终是有限的，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来看不升反降，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焦虑。当这个系统问题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和蝴蝶效应对于整个教育生态的破坏力都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标准化考试的日益僵化以及难度降低，考高分的捷径就是刷题，因此让几乎所有考生都陷入到刷题、拼时间的低层次竞赛当中，浪费了时间，扼杀了创造性思维。他坦言，这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的一个困境，也是很多父母的无奈”。

走出“内卷化”的困境，需要深化教育改革，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其中，处理好教育资源的优质与均衡的关系尤显重要，这一点无须赘言。

但仅靠学校单方努力显然不够。如果只盯着校园，教育不可能真正走出“内卷化”的困境。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即便身处最优质的学校，也依然要面对“内卷化”的考验。此前关于清华北大两所名校学生状况的调查广受关注，揭示了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现象：在这两所最顶尖高校里，这些学生依然处在极度竞争中。原因无他，“绩点为王”，成功压倒成长。评价方式的单一化唯分数高低论优劣，必然导致在一个赛道里过度竞争。

摆脱单一评价模式，需要全社会对这种观念的接纳，包括政策的支持、学校的引导以及家庭的协作。当社会的评价更加多元，能够在观念上鼓励多样的成长成才路径、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内卷化”自然会得到消解。

（摘编自胡唯元《只盯着校园，走不出教育“内卷化”困境》）

材料二：

（摘编自何菲、温红博《中学生课外学习时间的合理性研究》）

材料三：

提起当前的教育“内卷化”与教育焦虑，不少人认为原因在于优质教育资源过少，而要缓解教育焦虑，必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在我看来，根本原因不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而是在发展教育过程中，人为地把教育资源分为三六九等。政府教育部门没有适时根据教育发展新形势，调整发展教育的思维与战略，反而推出将教育资源等级化的政策措施，这导致我国教育发展陷入困境：不管怎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老百姓一直认为只有排在前2%，甚至前1%的资源才是优质教育资源。如果不全面清理这种等级化思维，我国社会的教育“内卷化”和焦虑，在未来会更加严重。

很多家长抱怨，现在中考竞争激烈，孩子升学压力很大。然而从2000年到2020年，我国上普高的学生增加了400多万，可为何家长的焦虑不减反增呢？原因在于家长们普遍患上了“中职恐慌症”。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把职业教育看作层次低人一等的教育，这是发展教育的一大“败笔”。

再着高招，情况也差不多。尽管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然而高等教育五花八门的分层现实更令师生家长压力山大。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启动了211、985建设工程，虽然对建设部分高校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负面效应更为深远：211、985成为学校的身份标签。有多少学生考进这类高校，成为评价一所高中办学的重要指标。2018年教育部又启动实施了“双一流”建设工程，这使得“双一流”有成为学校新的身份标签之势。

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政府教育部门应该避免自身的政策把学校等级化，否则就会与推进普及化的目标冲突。不但会影响高等教育的结构——所有学校都想办更高层次的学校，也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资源向“头部”学校集中，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低，无法保障培养质量。可以说，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过程中，还用“精英思维”搞建设工程，是发展教育的又一大“败笔”。政府部门应该努力为所有受教育者创造平等的求学环境，给高校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在此基础上，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这有助于学校办出特色，提高办学质量，而不是把学校引导到争夺教育资源的竞争中。

必须意识到，近年来我国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提出的非985、211院校毕业生不用，以及只招“双一流”毕业生的招聘标准，也是源于教育建设工程。这加剧了唯学历论、唯名校论，进一步带来的问题是学历高消费。学历高消费不但会浪费整个国家的教育资源，也会刺激教育内卷，使所有家庭和学生都被更换到追求更高学历的轨道上。

是时候认真对待造成教育“内卷化”的等级化发展教育的思维了。不调整这一思维，我国在社会的教育焦虑将很难消除。包括我国正在建设的职教本科，由于没有解决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问题被视为所有本科院校中最低层次的院校，遭遇歧视，就值得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当然，调整等级化发展教育的思维，需要形成新的办好每所学校的教育发展观，并要从根本上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破除名校的既得利益，这是必须做出的艰难选择。

（摘编自熊丙奇《教育普及化过程中的教育“内卷化”是怎么产生的？》）

美的背后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不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着孔子学说理性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崇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品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品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方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议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方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好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流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巧；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觉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受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为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含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方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地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葱翠。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以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跟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普罗大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后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不过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节选自赵焰《美的背后》，有删减）

文本一：

人世间（节选）

梁晓声

周秉义从北京调回了本市，终日足不出户，只是看书，冬梅忍不住问：“确实是平调回来了？到底为什么？”

他奇怪地反问：“我信中不是写了吗？”

“你想干的实事，到底是什么实事呢？”

“现在说了也没用，得看这次怎么任命。”

“跟我还有什么不便说的吗？是不是在北京没干好啊？”

“看你，我说不聊了，你偏要聊这个话题！我在哪个岗位上没干好过？我离开北京前，领导还给我开了欢送会呢！干得不好能有那种待遇吗？”

冬梅心中疑惑，也只好不再问下去了。

春节过后，组织部门下达了正式任命，周秉义担任副市长，他的分工只有一项，主抓招商引资，尽快改造城市面貌，整顿棚户区，消除土坯房，促进本市房地产业发展。

一天下午，周秉义来到弟弟家，让秉昆陪他在光字片走一走。那天降了一场大雪。大雪覆盖之下低矮的土坯房一片连一片，东倒西歪，横七竖八。稍一细看，都会从积雪之下发现外露的种种肮脏——垃圾堆，各种令人作呕的脏水结成了冰。不知不觉天黑了……

常进步下班比往日早了些，他从窗口看到秉昆，迎出门来。常进步他妈与周秉义，当年是职工与老领导关系。周秉义做党委书记，常进步他爸常宇怀是他最倚重的中层干部，他们跟周秉义的关系非同一般。

“嫂子！”面对满头白发的烈士遗孀，周秉义的眼泪夺眶而出，“对不起，嫂子，我本该经常来看你们的啊！”他侧身捂面，泣不成声。

“进步，还不快请你周叔叔进屋！”常进步他妈拉开了家门。

周秉昆心里有点儿瞧不起哥哥，觉得哥哥一点儿也没有副市长的风范，在小事上那么感情外露。

天刚转暖，光字片受了一场虚惊。某日来了几组测量小队，临街住户人心惶惶，以为要修路。修路当然是好事，可那得拆除多少房屋啊！一旦被拆除了，都住哪儿呢？有人与测量队的人攀谈，才知道不是要修路，而是要对光字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那是一位副市长的原话。

人们猜想，那肯定就是周秉义啦！光字片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测量队接连测量了数日，整个光字片也接连亢奋了数日。

此后，每天晚上总会有几个男人相约来到秉昆家聊天，他们回忆起过去食不果腹而又无瓦遮头的困窘日子。聊来聊去，觉得今后的日子可有盼头了，全光字片的人可算是托上周秉义的福了。谁承想，光字片会出一位副市长呢？他是大救星啊！

“五一”过后，大队的建筑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光字片进发，但建筑大军的目的地分明不是光字片。建筑大军一直往前开，开到了马路尽头——虎皮冈，在那里安营扎寨。

光字片的人们疑惑极了，一拨接一拨到周秉昆家问个究竟：难道你哥要在那地方为咱们光字片的人建楼？那可是连兔子都不刨窝的地方啊！咱们光字片就是再烂，毕竟属于城区啊！秉昆，你一定要替我们问问你哥……

与测量队刚离开那几天相比，光字片人们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满怀憧憬到感觉被耍了，男人女人们询问起周秉昆时都义愤填膺。

虎皮冈昼夜机声隆隆，工程突飞猛进。这么大的事，秉义非要在自己任期内干成，市里当时财政拮据，只能给一部分支持，其他的全凭他靠人格魅力全国到处跑，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才好不容易招来了几家商业投资。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压力多大，可想而知……

十月份，两排十幢二十层高楼拔地而起。市政府发布了正式公告，宣称那里将成为本市的“希望新区”。那天晚上，周秉义终于现身弟弟家……

第二天，秉昆媳妇郑娟去派出所把全家的户口迁出。她又到新区，在市公安局接待点把户口落上。那事成了一条新闻，却没引来多少人效仿。

有人等着看笑话，有人说风凉话：“周家哥俩演起双簧来了！”

光字片的人们仍在观望，希望新区为周家的到来开了欢迎会，周家的门面房和两居室住房都经过了简单装修。

再后来，光字片开来了卡车队，连续替一些人家免费搬家，搬往新区。

周秉义终于在光字片露面，他精神抖擞讲述着：“咱们光字片人家的许多长辈，四九年以前就居住于此，当时这里叫穷人窝。后来，许多人成了东北解放后最早的产业工人，但这里却一直住着本市很穷的人家。我不是在北京当官当不下去了，我是自己要求调回来的。为什么呢？我快到退休年龄了，光字片的存在越来越成为我一块儿心病。各地都在改革发展，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更糟糕，处处不堪入目。人掉进厕所的事发生几次了，还淹死过孩子，我知道，从大人到孩子，谁都不愿再生活在光字片了。将光字片彻底改造很不容易，但好日子一定在前头！”

随着时间推移，整个光字片逐渐被清空。从又脏又乱的棚户区搬到新区后，大家对秉义感恩戴德，有些老人一见到他，就想跪下磕头，甚至有人想在广场上为他塑一座雕像……

（有删改）

文本二：

创作《人世间》，就是想将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直观地告诉人们。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最近，我因为整理一些散文随笔，想到了从前许多事，比如年货、布票、肉票、洗澡票、户口簿、厕所等。我很感慨，中国确实站起来了，确实发展了，各种变化之大，不回头比较，印象是不够深刻的。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过去北方家庭春节也都几乎吃不到。当时见不到鱼虾，鸡蛋、粉条都凭票，我直到下乡前才第一次吃到点心。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而是当时普遍现象。1990年，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因此，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摘编自《梁晓声：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

当下是互联网时代，更是人工智能时代。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推动中国从“人口大国”走向“数据大国”：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也将从互联网经济的“人口红利”转变为智能产业经济的“数据红利”。用户数据正成为热门的大数据资源，而深度学习算法和计算能力的进步，则为海量用户数据提供完美的商业可能。可以认为，用户数据将是人工智能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将是人工智能产业主体最为关键的市场竞争要素。人工智能产业主体通过数据垄断而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将成为反垄断法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

数据收集是数据使用的前提。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数据产生于互联网平台。数据收集的垄断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密切相关。数据收集具有网络正效应。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自身发展具有网络效应，即平台已有的用户优势会吸引更多的潜在用户加入进来，新用户的增加又进一步对已有用户产生锁定效应，而用户的集中也意味着数据的集中；另一方面，平台的数据积累具有网络效应，即平台数据越多，由算法定义的产品就更加智能化，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产生更多的数据，如此循环，将导致数据市场出现严重分化。此外，数据收集不存在金钱交易的价格竞争，因此反垄断法的价格分析工具将无用武之地。

数据使用是数据收集的目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经济价值将被深度挖掘和充分释放。但是，应该看到，数据也可能成为产业主体排斥市场竞争、谋求垄断利益的利器。需要关注的垄断行为主要有三类。一是数据与算法叠加的AI合谋。媒体报道的网络约车等平台“杀熟”事件，实质上是平台利用用户的消费数据，通过算法生成歧视性价格。二是数据驱动型的经营者集中。以数据整合为目的的企业并购，被称为数据驱动型经管者集中。目前，国际层面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并购反垄断审查案件，如“Facebook/WhatsApp”并购案、“Microsoft/LinkedIn”并购案。可以预见，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驱动型经管者集中将成为全球并购的新趋势。三是数据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中，具有数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上游数据控制者，如果不合理的拒绝下游数据使用者获取数据，可能构成对数据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人工智能的数据垄断为反垄断理论提出了新的实践问题。反垄断法的理论创新需求主要涉及双边市场理论和相关市场理论。前者与单边市场相对应，能够为多边性数据市场的反垄断执法提供有益思路；后者既需要单独界定“数据市场”，还需要正视传统相关市场界定工具（如SSNP测试法）在数据市场的无能为力，进而积极探索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垄断案件急需立法变革。变革可从两方面实施。其一，调整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申报门槛。企业的数据资产，在时间上有延迟收益的特点，在空间上有从其他市场交叉收益的特性。因此，企业并购时的账面营业额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数据资产的真实价值。为了防止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从反垄断审查中“逃逸”，有必要调整单一的营业额申报门槛，考虑增加并购交易额作为申报门槛。其二，考虑将消费者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法。垄断行为导致平台用户隐私保护水平降低，而用户是整个数据生态的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该对用户隐私保护给予关注。

（摘编自吴汉东《人工智能的数据垄断与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

春晴怀故园海棠二首（其一）

杨万里^①

故园今日海棠开，梦入江西锦绣堆。

万物皆春人独老，一年过社燕方回。

似青似白天浓淡，欲堕还飞家往来。

无那^②风光餐不得，遣诗招入翠琼杯。

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选自《墨子·尚贤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