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诸子百家面前的切实问题。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以复归西周礼乐文明，重构社会“大一统”统治秩序为毕生追求。孔子援仁入礼，根据时势改造西周礼乐文明，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孔子创办私学教育，将“大一统”的思想诉求熔铸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塑造之中；孔子整理典籍，修订《春秋》,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寄寓其中。
——摘编自叶晓庆《先秦诸子“大一统”学术思想论略》
材料二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孔子被尊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家，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外来的进化论使传统的儒术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传统的儒术又使外来的进化论取得了中国的形式。维新派的观念同西方的进化论联为一体，带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次革命，使一批批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一批批传统士人转化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历经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够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与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仁学中的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责任担当……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孔子为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一位历史人物及其贡献，阐述孔子思想对后人的“感染、教育、熏陶”价值。
参考示例：19世纪末，民族危机加剧，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和行动折射出仁学中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四次变革尝试分别指什么？结合所学，从背景和失败原因的角度归纳四次变革的共同特点。
材料二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时人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梁漱溟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
——摘编自周月峰《以“未来”否定“现代”》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新变化出现的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在1694—1760年这一时期，伦敦城中一系列金融业发展起来，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等。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格兰银行，它是拥有垄断特权的、唯一的参股银行公司；另一类是私人银行，它们主要提供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向各类工业家和商人提供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贷款”。伦敦的私人银行与17世纪英格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有关。伦敦作为英格兰最大的港口城市，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港口航运业务和附属行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其城市职能的演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外贸易的推动。
——摘编自范可媛《1694—1914年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和演变》
材料二 晚清时期，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数实行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当时很多商业银行都效仿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其中，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以说完全是根据汇丰银行的模式效仿而来的。它是中国第一家“招集商股”“合力兴办”起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股方式与汇丰银行毫无区别，即先选聘总董、拟定银行章程、展开招股建行工作、在各通商口岸发布招股公告等。如通商银行成立时，最先核定总股本为500万两，但是由于当时募集不齐，所以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余部分直到1898年才收齐，另与户部商议并向其借款100万两。
——摘编自纪彦彬《中国的银行体系变迁研究（194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94—1760年英国银行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近代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遍及各省。他们中的大部分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志在援取中国的财富，就必然会和中国民众乃至清政府产生矛盾，从而爆发教案。1891-1900年，这个阶属于晚清江西教案的高发期，数量和频率都较前一个阶段大幅增长，这十年共发生了73起教案。晚清江西教案爆发之后，虽然中外双方出于各自利益的考店，会就教案进行相关交涉。但从清政府来看，由于自身的实力比不上西方列强，所以在交涉过程中几子处于被动的位置；交涉程序，也大都是由外方向中方提出交涉，往往“每议赔款，累万盈千，上亏国帑”……办理教案交涉的江西地方官也大都深切地认识到了“教民受祸之惨，平民受扰之毒，国家赔款抚款之钜”的悲惨状况。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往往在交涉中据理力争，竭力斡旋……到了清代后期，江西开始设立洋务局，负责办理涉外交涉事项。
——摘编自陈丽《晚清江西教案交涉研究》
材料二 1891-1900年江西省教案时间、地区、类型分布统计表
时间 | 1891 | 1893 | 1894 | 1895 | 1896 | 1897 | 1898 | 1899 | 1900 | ||||||||
数量 | 11 | 1 | 4 | 7 | 3 | 10 | 8 | 17 | 12 | ||||||||
地区 | 赣州 | 南昌 | 吉安 | 九江 | 建昌 | 广信 | 抚州 | 南安 | 饶州 | 袁州 | 瑞州 | ||||||
数量 | 4 | 16 | 10 | 10 | 9 | 12 | 2 | 1 | 5 | 3 | 1 | ||||||
类型 | 教堂被毁类 | 传教士被殴类 | 私卖地基类 | 民教挟私类 | 其他 | ||||||||||||
数量 | 22 | 10 | 17 | 16 | 8 | ||||||||||||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江西教案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式乡规民约起源早，早在《周礼》中就有了较为明确的乡规民约条款，尽管如此，直到宋、明、清三代才是乡规民约形成、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规民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现存的成文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可以梳理出几个阶段性节点：西周时期的《周礼》是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典籍；唐朝时期的《义门家法》是最早的专门性村规民约；宋代的《吕氏乡约》是正式乡规民约的典范；明代的乡规民约得到了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乡村自治的依据，而且变成了吏治工具，其中《南赣乡约》是典型代表；清代乡规民约进入全盛阶段，成为御用工具，其中《圣谕广训》是典型代表。
——摘编自郑文宝、张蕊《乡规民约与古代乡村道德建设》
材料二 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深入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它通过逐步升级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原有的基层乡村组织被彻底国家行政化，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都在国家设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传统乡约的乡治/自治在政治和组织上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吸收传统乡约的自愿约定和与国法衔接的优点，新的乡规民约于今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完善必有助益。
——摘编自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乡约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乡约发展的历程，并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约治理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乡约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其兴办的学堂中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如兵操、体操等。20世纪初，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一场深刻影响国民身体改造和学校体育的军国民运动开启，它提倡尚武，并将国家作为身体效忠的唯一对象。一战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方案主要在于深化学校体育的战争准备功能，注重体操课、学校体育与“军事大要”的关系，并要求学校教育加强对粗衣淡食、忍寒耐暑习惯的养成和对历代武士功绩的宣传。
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废弃“尚武”的教育宗旨，兵式体操也被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1922年，教育部实施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的体育课对儿童的主体地位、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新的认识。中小学的体育以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式体操。
——摘编自颜亮《身体素养导向下的我国学校体育身体观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的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体育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体育运动要以人民为主体。按照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指示并结合对宪法规定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和体育等部门为开展好各项体育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群众体育制度绩效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1966年，全国范围内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标准，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摘编自杨山山《建党百年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近代中国体育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体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明清时期城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城多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更为自由。由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增长有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其中一部分流入大型城市，另一部分则流入近域的集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在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下，未从乡村体系中流出的部分农民也开始从事服务于市镇消费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如江南地区农村以输出棉布，绸蛾为主要生计。工商业者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情况，其兼业形式基本都是以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主。当农产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专业的工商业者就会增多；而当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匠又会转为从事农业，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这些变化“模鞠了城多界限”,而将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海明《中国城多的复合双重结构——唐宋以来城多发展脉络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买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多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及其推动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趋势。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初步形成的时间，并概括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王朝进行“边疆控御”的主要举措。 “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请分别以元朝、明朝的一例史实予以说明。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演变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