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农书编写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以来农书整理变化的特点。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西周时期，宗族和国家合一、宗族既是血缘单位，也是政治单位、军事单位和经济单位。在这种宗族社会体制下，只能是世族世官制，国家权力按照宗族地位的高低进行分配，政府职位由各级宗族主即族长世袭担任，权力大小和贵族身份的高低相对应，国家要职只能在具有同等任职资格的几个贵族之间比较选择.官僚只是贵族的附属体，是为贵族和贵族政治服务的。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二 进入春秋时代，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各国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族倾轧，导致了大批宗族的消亡，宗族统治随之土崩瓦解，新型的官僚政治体制应运而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个体生产成为可能，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日益发展并最终脱离了宗族的束缚，由隶属于宗族的家室逐渐变为依附于国家的编户齐民。连绵不断的外部战争和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以及土地分配，工商管理，赋税征收等繁杂的经济事务.都需要国家处理和应付。这种需要既促进了国家机器的迅速发展，也促使了官僚集团的产生。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三 秦朝、汉朝、唐朝中央官制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材料四 唐代针对九品中正制把人才选拔局限于门第的弊端，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周实行的选官制度，并归纳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官僚政治产生的条件。
(3)根据材料三，指出图一、图二、图三反映的中央官制，归纳中央官制演变的实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制度”是何选官制度，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桐城县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具有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致用思想。姚莹母亲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
——摘编自施立业《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姚莹卷》
材料二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担任台湾道，领导台湾人民击败英国的进攻。他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搜集外国书籍。鸦片战争后，更注意寻求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他认为：要雪中国之耻，首先需要知道敌人的虚实。书生眼光短浅，不勤远略，对海外夷势夷情，平日不肯讲求，一旦外国猝然来攻，惊若鬼神。这种拘迂之见，误尽天下国家大事。他对英、法、俄等国的情况，印度、尼泊尔入藏的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英国在吞并印度之后，早已蓄谋窥伺中国的西藏，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1)据材料一，概括影响少年姚莹人格形成的有利因素，并说明其所起的浸润作用。
(2)据材料二，归纳姚莹挽救危局的应对之道，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
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威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黄河治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泛区治理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洋务派官僚因此逐渐感到，要想继续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实现所谓“自强”，必须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即李鸿章所归纳的“必先富而后能强”。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
材料二康有为汲取了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思想，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指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强调中国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的必然性。
——徐绍清《论戊戌思潮的发生与近代思想解放》
(1)根据材料一指出洋务运动的目标，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李鸿章创办的主要企业。(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宣传维新思想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为繁盛的一个时代，商品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文化娱乐需求的提升也呈现前所未有的态势。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和手工业生产的发达，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和城镇的繁荣昌盛，游风日盛，北宋开封和南宋杭州娱乐业之兴盛，便是实例。当时都市序列中其他城市享乐之习也甚为风行：西京洛阳是当时比较重要的政治城市及文化中心。
——摘编自刑颖《宋代市民演艺活动初探从城市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租界西方娱乐方式的传入(部分)
项目 | 传入年代 | 活动方式 | 影响 |
西方戏剧 | 19世纪40年代 | 1860年成立ADC剧团 | 对上海戏曲的改变和舞台的改造产 生深远影响 |
跳舞 | 19世纪40年代 | 1850年举行上海开埠以后第一次舞会 | 成为夜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娱乐活动 形式之一 |
城市公园 | 1868年 | 黄埔公园是游憩的场所，也是上海地区侨民举办周末音乐会的地方 | 上海地区第一座城市公园，不同于 传统的私园 |
马戏、魔术 |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 表演团体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 | 领略了不同于传统戏法的西方经典 的魔术节目 |
电影 | 1896年 | 主要在茶馆、酒楼、溜冰场等场所放映 | 中国最早的放映记录，大众化娱乐 活动形式之一 |
——摘编自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
材料三 1981—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市民娱乐活动发展的原因及其表现。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上海市民娱乐活动多元化的原因，并归纳其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材料一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美国紧盯着受邀的亚非拉国家，同时多方采取外交等行动，竭力阻止会议如期举行。特别是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对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极为不满。1955年2月23日，美国策划举行了曼谷会议，妄图以此抵制亚非会议。可是，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曼谷会议威胁亚洲和平，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亚非会议。会期临近，美国似乎已经无力阻挠，有美国媒体称“既然美国不能够阻止这个会议的召开，它就要它的近东和东南亚的某些‘朋友’把会议的进展导向适合美国的途径”。
——摘编自西门樵《60年前，万隆会议鲜为人知的三个瞬间》
材料二 在接到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的邀请后，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万隆会议开幕后，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对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接着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他的发言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在巴厘岛的短暂休闲时间里，周总理和代表团两天内在驻地会见了多批外国领导人，千方百计用好在印尼的每一点时间和各国多打交道，为新中国争取更多一点的外交空间。
——摘编自杨慧《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干涉1955年万隆会议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对1955年万隆会议采取的措施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在对待亚非新兴国家问题上中国不同于美国的态度。
材料一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发明的历史。1840年后，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嫁接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强行被纳入西方话语的民族国家，中国人进行了艰难建国思考和探索。中国再造，始终处在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近代中国的压力不是内生的，主要源自欧洲的挑战和压力。1840年以来，中国从没有过从容应对局势的余裕，亡国亡种面前，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引发外部的恐惧和打击。外部敌意放大，保守实力回潮，尤其考验思想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耐性。
——摘编自余盛峰《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材料二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霹雳震天、红旗漫卷。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最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伟大开端就是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开端》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对新中国发展史非常关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同时探索过程当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不能忽视。
——摘编自《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再造”的内涵，归纳中国人为“再造中国”作出的探索。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过程。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建设。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