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立国之初，西周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商王朝的覆辙，确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与周部族共同颠覆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方国，对于新生的周王朝并非绝对的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周部族尚未能对旧商统治区域形成有效的统治，商朝遗民及其贵族群体并未放弃“中兴”商王朝的野心。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开始大行分封，作为“友邦君”的各地诸侯自然在分封之列，但是姬姓王族同样也通过分封获得了大片地区的统治与控制大权。不论是商之旧地或者是尚未征服的偏远地区，都被纳入分封体系之内。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姬姓王族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还确立起了对整个“天下”的控制。而异姓诸侯则处在众多姬姓封国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友邦君”纷纷成为周天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周王室进一步通过在商朝已经逐渐成型的宗法体制，理顺了王族内部的关系，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规范了贵族群体的等级秩序。一个具有惊人稳定性，绵延八百载的政权就此逐渐定型。
——刘子言《贵族政治的范式——浅议西周政治》
材料二 “六王毕，四海一”，扫荡六合而归一的嬴政皇帝陛下，决心要在千古未有的伟业基础上构建起大秦王朝的万世不易之基。首先，便是明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嬴政看来，唯有“皇帝”这一凌驾于“三皇五帝”之上的称号才能配得起自己的伟大，也唯有自己才能掌握那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再者，帝国之内尺寸之地皆是皇帝陛下私产，耄耋垂髫之人皆是陛下之臣，那任何大小官员皆当由陛下所命，锱铢之权皆当由陛下所授。是以，上至丞相，下自县令，各级官员之任免考核调用升迁贬谪之权皆归于皇帝。如此，皇帝之下及其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刘子言《变局——大秦帝国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与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不同之处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传统农业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产生，并延续至今。它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选择，即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商品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经营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集中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为少见。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延续往往依靠的是代际传承，这造成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
——摘编自韩贤克《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结合所学，列举元明时期农业“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的代表性著作。材料二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抗战以来我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针对这一情况，1947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摘编自周锦涛《刘少奇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指出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的文件及其影响。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土地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权分离”到新时代的“三权分置”。这些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确保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刘雅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及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综合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概述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经验。材料一 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受到内、外两方面原因的推动。从内部看，在欧洲近代社会大规模转型、原有的国家功能受到挑战后，新的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开始反抗传统的宗教文化，并致力于形成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从外部看，由于欧洲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间存在天然的竞争，而发展现代经济，无疑是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因此，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杨解朴《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材料二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王朝国家观念被完全突破。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试图重新建立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辛亥革命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仅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在于它从社会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实现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并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从辛亥革命开始，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主题。
——孙军《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史记》中民族观念的核心内涵，并归纳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陈嘉庚演讲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朱光亚为代表的海外赤子毅然回国参加建设的缘由。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材料一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性企业之一，也是近代第一家股份公司制企业、规模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1873年1月，李鸿章命人筹办招商局，以容同等人所著的《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为基础，面向社会公开募股，其所发行的股票也被称为“中国第一股”。甲午战争以后，外资获得了在华直接设厂的权利，中国朝野从挽救危亡、抗衡外资扩张出发，兴起了一殷实业救国的潮流。接着，清延在遭受八国联军沉重打击后，又进一步提出振兴工商政策，出现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官企改归商企的潮流，招商局就是在这种潮流中开展改制之路的。
——摘编自虞和平、吴鹏程《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招商局利用有利时机与官方展开了三次博弈，争得了完全自主用人、独立处置产权的权利，最终实现了完全商办。北洋军阀混战期间，招商局长江航行船只常被军阀扣留，用作运兵打仗，几无盈利可言，船只受损，近乎报废。1930年国民政府借口整顿局务，将招商局改为国营，1932年又改属交通部。1937年抗战爆发，招商局总部迁至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再迁上海。到1947年11月，招商局只剩下大小船只460艘，33万吨位。1949年4月上海解放，招商局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从此归新中国所有。
——摘编自谢俊美《轮船招商局兴衰启示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轮船招商局性质的变化，归纳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轮船招商局成立和发展的意义。
材料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在清朝的军队体制中是属于“勇营”一类。勇营是清朝中后期在国家正规军队不敷使用的时候，临时招募、在绿营之外独自成军、一旦完成预定任务即行裁撤、属于临时性质的军队。曾国藩目睹绿营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屡战屡败、腐败无能、不堪重用，因此，其军事改革主要是效法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练兵之道，意在革除八旗、绿营的积弊，以图造就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曾国藩的军事改革，主要是改变了绿营兵权直接隶属于兵部、掌控于清王朝政府的军事指挥体制、编制以及供给制度。与绿营相反，湘军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对国家的依附、隶属关系。后湘军虽被遣散，但李鸿章的淮军、后来的新军等，则基本沿袭了湘军的体制。
——摘编自丁朕义《曾国藩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曾国藩军事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曾国藩军事改革的特点。
材料一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亲眼目睹了中英武器得巨大差距，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率先吹响了学习西方的号角。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也认为：“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1871年春，李鸿章向美国公使提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美国公使欣然答应。于是，清政府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选送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就是近代中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二 1881年7月清政府最终决定将赴美留学幼童全部撤回，8月，留学幼童被迫中断学业，94人（26人未归）分三批回国。94名留学生回国后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在铁路部门工作的16人，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矿务的10人；从事外交和行政的有21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的外交官12人，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海军者20人，海军将领14人；从事教育新闻和法律工作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电报工作者17人，其中3人任过电信局长；从事商业者7人；从医者3人。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三 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认为这些幼童成绩极佳、道德高尚。正是幼童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留学教育也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他们有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学术带头人。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三，归纳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元代的河南地区尚未大规模种植棉花。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影响晚清时期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京汉、汴洛两铁路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也变得便利和快捷。20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35万枚纱锭。英、美、日等国纱厂也迅速增加，如日本1892年有39家纱厂，38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就达88万担。
——摘编自刘西峰《清代河南棉花的种植与运销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900万亩。199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1234万亩，此时新疆的棉田只有652.8万亩。1992年，河南省棉花种植达到巅峰，棉花种植面积飙升至1872万亩。200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3%，河南的棉花产量则为16%。2008年，新疆季节性采棉工有68.6万人，最大的省外采棉工团队来自河南省，达18.1万人，仅次于新疆本地的22.8万人。201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只有700万亩。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
——据《河南统计局棉花种植30年报告》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河南植棉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时期河南棉花种植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河南植棉业兴衰的认识。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节，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人统治的机制”是什么？概括这种机制在当时的积极作用。
(2)提取材料二信息，简要论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这一观点。
【知识归纳】地方行政体制的发展
| 朝代 | 制度(措施) | 层级 |
| 秦朝 | 实行郡县制 | 郡、县两级 |
| 西汉 | 汉承秦制，实行郡县制；前期设有封国，郡国并行制； 汉武帝划分州，为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 | 郡、县两级 |
| 东汉晚期 | 州成为一级行政机构 | 州、郡、县三级 |
| 隋朝 | 精简地方机构 | 州、县两级 |
| 唐朝 | 设道，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安史之乱后，道成为一级行政实体；设置节度使 | 道、州、县三级 |
| 宋朝 | 改道为路，府成为一级行政区划 | 路、府、县三级 |
| 元朝 | 实行行省制(设立行中书省) | 省、路、府、州、县多级 |
| 明朝 | 明太祖废除行省，设立三司；后又派出巡抚、巡按 | 省、府、县三级 |
| 清朝 | 清承明制，巡抚成为省级长官；又设总督掌管数省 | 省、府、县三级 |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性认识
1.特点:
(1)在演变过程中,中央强化对地方的领导、监督与制约,地方则要求一定的独立自主权,中央与地方矛盾始终存在。
(2)中央通过对地方的多层次管理,在分权基础上加强对地方管理者的任免、考核,地方权力逐渐被分割、削弱,集权于中央。
(3)中央派出机构演变为正式的地方行政机构,比如刺史、州、行中书省、巡抚等都体现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
(4)地方行政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对于基层管理的地方化。
2.规律性认识:
(1)中央集权是推动地方行政层级变化的主因。王朝建立初期,一般都要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地方机构进行改革;王朝后期中央集权遭到破坏,中央对地方控制减弱。
(2)分权是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基本方法,但容易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因此中央派出机构往往承担事权统一的角色,最终固化为正式行政机构。
(3)沿袭变革是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变迁的主线。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变迁的一条主线是对前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沿袭和改进,沿袭为主,变革为辅。
(4)“下稳上动”是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结构变化的特征。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区划是相对稳定的,而县之上的州、府、省则变化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