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美国紧盯着受邀的亚非拉国家，同时多方采取外交等行动，竭力阻止会议如期举行。特别是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对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极为不满。1955年2月23日，美国策划举行了曼谷会议，妄图以此抵制亚非会议。可是，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曼谷会议威胁亚洲和平，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亚非会议。会期临近，美国似乎已经无力阻挠，有美国媒体称“既然美国不能够阻止这个会议的召开，它就要它的近东和东南亚的某些‘朋友’把会议的进展导向适合美国的途径”。
——摘编自西门樵《60年前，万隆会议鲜为人知的三个瞬间》
材料二 在接到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的邀请后，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万隆会议开幕后，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对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接着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他的发言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在巴厘岛的短暂休闲时间里，周总理和代表团两天内在驻地会见了多批外国领导人，千方百计用好在印尼的每一点时间和各国多打交道，为新中国争取更多一点的外交空间。
——摘编自杨慧《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干涉1955年万隆会议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对1955年万隆会议采取的措施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在对待亚非新兴国家问题上中国不同于美国的态度。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为繁盛的一个时代，商品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文化娱乐需求的提升也呈现前所未有的态势。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和手工业生产的发达，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和城镇的繁荣昌盛，游风日盛，北宋开封和南宋杭州娱乐业之兴盛，便是实例。当时都市序列中其他城市享乐之习也甚为风行：西京洛阳是当时比较重要的政治城市及文化中心。
——摘编自刑颖《宋代市民演艺活动初探从城市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租界西方娱乐方式的传入(部分)
项目 | 传入年代 | 活动方式 | 影响 |
西方戏剧 | 19世纪40年代 | 1860年成立ADC剧团 | 对上海戏曲的改变和舞台的改造产 生深远影响 |
跳舞 | 19世纪40年代 | 1850年举行上海开埠以后第一次舞会 | 成为夜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娱乐活动 形式之一 |
城市公园 | 1868年 | 黄埔公园是游憩的场所，也是上海地区侨民举办周末音乐会的地方 | 上海地区第一座城市公园，不同于 传统的私园 |
马戏、魔术 |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 表演团体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 | 领略了不同于传统戏法的西方经典 的魔术节目 |
电影 | 1896年 | 主要在茶馆、酒楼、溜冰场等场所放映 | 中国最早的放映记录，大众化娱乐 活动形式之一 |
——摘编自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
材料三 1981—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市民娱乐活动发展的原因及其表现。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上海市民娱乐活动多元化的原因，并归纳其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材料一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企业中。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多万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者、苦力运输工、农业雇工等，总数估计4000万人左右。
——摘编自郝贵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材料二 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缺乏文化知识并且和外界缺乏广泛联系，不能亲身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这是影响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李汉俊指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10月，小组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工会制定宗旨和工作方法，真正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替工人撑腰说话。1920年底，邓中夏等人受组织委托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分日夜两班分别教授工人及工人子弟。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讲授反地方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等内容，前两届毕业学员近300人，大多数到基层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
——摘编自成丽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马列主义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西周立国之初，西周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商王朝的覆辙，确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与周部族共同颠覆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方国，对于新生的周王朝并非绝对的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周部族尚未能对旧商统治区域形成有效的统治，商朝遗民及其贵族群体并未放弃“中兴”商王朝的野心。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开始大行分封，作为“友邦君”的各地诸侯自然在分封之列，但是姬姓王族同样也通过分封获得了大片地区的统治与控制大权。不论是商之旧地或者是尚未征服的偏远地区，都被纳入分封体系之内。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姬姓王族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还确立起了对整个“天下”的控制。而异姓诸侯则处在众多姬姓封国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友邦君”纷纷成为周天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周王室进一步通过在商朝已经逐渐成型的宗法体制，理顺了王族内部的关系，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规范了贵族群体的等级秩序。一个具有惊人稳定性，绵延八百载的政权就此逐渐定型。
——刘子言《贵族政治的范式——浅议西周政治》
材料二 “六王毕，四海一”，扫荡六合而归一的嬴政皇帝陛下，决心要在千古未有的伟业基础上构建起大秦王朝的万世不易之基。首先，便是明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嬴政看来，唯有“皇帝”这一凌驾于“三皇五帝”之上的称号才能配得起自己的伟大，也唯有自己才能掌握那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再者，帝国之内尺寸之地皆是皇帝陛下私产，耄耋垂髫之人皆是陛下之臣，那任何大小官员皆当由陛下所命，锱铢之权皆当由陛下所授。是以，上至丞相，下自县令，各级官员之任免考核调用升迁贬谪之权皆归于皇帝。如此，皇帝之下及其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刘子言《变局——大秦帝国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与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不同之处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根据儒家学说，皇帝首先是全民的道德楷模，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成为百姓效法的榜样；他还应爱护子民，为百姓谋利益：他应该有高度的睿智，知人善任，把国家管理好；他遇事应该能有正确判断，从谏如流；他还应该遵守先王成法，一切按规定办事。所以，从理论上说，受到许多的限制，他活动的目的是为民谋福利。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习俗、鼓励发展经济、革新文化教育的法令，尽管这些还不够完善，但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起民主共和制度的具体形象。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得以传播。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先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决定地方政府的事务。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准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理想中的皇帝应具备的品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发明的历史。1840年后，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嫁接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强行被纳入西方话语的民族国家，中国人进行了艰难建国思考和探索。中国再造，始终处在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近代中国的压力不是内生的，主要源自欧洲的挑战和压力。1840年以来，中国从没有过从容应对局势的余裕，亡国亡种面前，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引发外部的恐惧和打击。外部敌意放大，保守实力回潮，尤其考验思想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耐性。
——摘编自余盛峰《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材料二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霹雳震天、红旗漫卷。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最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伟大开端就是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开端》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对新中国发展史非常关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同时探索过程当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不能忽视。
——摘编自《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再造”的内涵，归纳中国人为“再造中国”作出的探索。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过程。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建设。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秦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管理。这一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工商业活动都要进行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管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口税、工商业交易税等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充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职能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清代，朝廷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自身的权力。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政府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长体制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按：有学者认为清军入关后顺治朝就开始有文字狱，思想钳制历朝历代为常态化)，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为适应某些特殊的需要，清政府也设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来管辖有关西藏、蒙古等民族事务；1729年设立军机处，使决策过程集中化；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来掌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为镇压叛乱并扩展疆土，清政府向遥远的边疆发动了多次军事征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概括秦帝国中央集权制下的官僚机构有哪些作用。(2)根据上述史料，归纳清朝维护统治的措施。
材料一 面对天下无道、世风日下的社会动乱局面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严峻形势，孔子及其弟子们以上古三代文化和华夏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将全部关注的焦点都对准了现实社会的“救世”“补弊”问题，把自己的学说定位在“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关于“人道”的框架内。当孔子和孟子在各国诸侯之间奔走游说，竭力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均未能见用，然而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董仲舒的学说和汉武帝的治国之道却找到了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维护皇权——大一统。董仲舒向武帝上书“天人三策”，其建议受到武帝重视，朝廷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专用儒经，汉代儒学由此得到尊崇。
——摘编自陈效鸿《从春秋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历史际遇》
材料二 宋儒在排佛的同时，开始反思儒学。王安石、张载、二程、邵雍等开始把目光投向佛老典籍，他们大量阅读佛老书籍，以“惟理是求”的原则，或援佛老入儒，或以儒释佛老，在吸收了佛老的精髓后，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理学。理学把自然界和入类社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封建统治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理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儒学长期萎靡不振的局面，而且改变了以往儒学那种繁琐经学形态。这种学术被后世奉为官方哲学，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摘编自王冠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孟的主张“未能见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学的社会价值。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的学说和理学的相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