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制定族姓。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改鲜卑姓为汉姓，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禁绝鲜卑族服饰和鲜卑语言。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统一说汉语；改革官制。整顿前期胡汉杂糅的官制基础上，吸收南方汉族政权的某些制度，整顿吏治；继续推行均田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辽世宗即位后，最终确立了辽朝的专制皇权。在朝廷上分设北、南两个枢密院，南枢密院分管汉族地区民政，北枢密院则分管军政及契丹等游牧各部族，皇帝则通过北南二枢密院，对全境实行集权统治。这样辽朝始形成了区别于部落联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和辽政治建设上的共同之处。(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以西北作为大后方支援抗战，大批政府官员，学者前往青海实地考察，为青海垦殖事业建言献策。在全国开发西北的浪潮的推动下，青海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丈地清赋工作，耕地面积及农产产量在三十年代持续攀升。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关注程度逐渐冷却，青海省政府也逐渐放缓了对本省的农业开发，青海省的农垦活动演变为政府形式化、公式化的敛财手段。
——摘编自狄新昊《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青海农垦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宁夏农垦围绕“三个基地一个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管理体制、生产结构、经营方式、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财务包干，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和场（厂）负责制，打破了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特别是1983年中央提出“国营农场要办家庭农场”后，自治区农垦局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的若干政策规定》。1984年在垦区开始试办，职工由单纯的生产者变为生产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到1986年底，农垦系统已建起6000多个家庭农场，基本上完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变革。1981—1988年累计实现利润6889.7万元，缴纳税金3929万元，利税合计1.08亿元。
——摘编自廖周《宁夏农垦改革初期问题研究》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政府对青海农垦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2)据材料二、归纳宁夏农垦改革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边疆开发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 宋代是“铜钱时代”，铜钱流通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可能超过了其他朝代，实际形成了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大规模持续供应的宋钱为亚洲东部南部海域铜钱区的形成提供了基石。明代是亚洲东部海域朝贡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发端期。这个时代契机使得明朝内部的社会经济变革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兼具区域国际的特性。明代出现了由实物经济体制向货币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出现了货币形态、制度与体系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可归纳为“铜钱基准体系”向“白银基准体系”的重大转向。
——摘编自邱永志《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
有学者认为海外白银的大量涌入才使得中国的通货结构得到了转变。结合材料，概括宋明时期通货结构的不同，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提出其他观点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一 张謇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他在回顾办学历程时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纺纱需棉，须产棉地，乃创立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立农业学校，此校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需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仅有”。他还说：“农学校之学生，不能为农夫之所为，是可谓学生，而不能谓农学生”。
——摘编自程绍珍《张謇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职业教育在人民期盼中、社会诉求中发展而来。需要宣传反封建的文艺人员，就设立高尔基戏剧学校；需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就设立红军卫生学校；需要持筹握算的会计人员，就设立财经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工会承担、合资入股、个人捐助等方式。党与人民同甘共苦，想方设法为教学创造条件。红军大学就地取材，自来水是从高处用竹筒把水引过来，住房是利用大树的树杈建造；医学学校门板当黑板，沙盘和木笔作为纸和笔，学校还借用民间桌凳做课桌，学生使用的教材均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编写油印。
——摘编自孟京奥、雷前虎《中国共产党发展职业教育的苏区探索》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高等职业教育建设迈上法制化轨道。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从2000—2018年，高职学校数从442所增加至1418所；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数从100．9万人增长到1133．7万人；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从8．7万人激增到49．8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摘编自宋乃庆、郑智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张謇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创办职业教育的经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认识。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后期南洋侨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侨汇在新中国初期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 安德森说，“……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竞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力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材料二 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昊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政务军务紧急时，还可以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赵充国自金城申请军事计划至汉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7天，驿递行速达到每天400公里以上。
——王子今《古代交通与秦汉文明》
材料三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安德森认为中国是“抽象的国家”的理由。根据材料二、概括秦汉王朝加强对“抽象的国家”控制的措施。(2)近代中国人自办电报始于何时何地？根据材料二、三、与古代“驿骑传递”相比，近代电信技术有哪些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你认为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