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周代开始，中央政府经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问疾苦”，以便及时“赈济百姓”。汉代各级政府与扶贫相关的财政事权就包括了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疾医病、放饭救灾、助贷贫民、协助生产等十多项。汉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则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大兴水利、提供种子农具的贷款、编制农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中唐时，刘晏强调国家赈济要适当：“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唐宋时期，政府针对各种贫弱对象，都设立了专门的救助机构，这些措施为元明清历代所继承，并有新的发展。

——摘编自史卫《古代财政与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