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中叶以后，文化重心转向南方，并且科举考试偏重诗赋，这对有诗赋学习习惯的南方士子有利，因此进士录取南多北少的格局固定下来。北方籍士大夫司马光提出“逐路取人”，即将省试的录取名额划分到“路”中，各路按照“十人取一人，少于五则不取”的规则进行录取。他指出不应再以浮华务虚的诗赋作为考试内容，而应该以策论成绩选拔人才，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博采众科、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欧阳修认为科举制度“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唯才是择”，体现出其严格、宁缺毋滥的人才观念。欧阳修是正宗的南方人士，他毫不留情地批驳了司马光通过考试制度笼络西北士子的主张，是对“天下至公”理念的违背。科举改革的争论，寄寓着一代文臣对清明政治的憧憬、对天下至公的追求。

——贾树硕《从司马光与欧阳修的科举论争看北宋科举制度改革》

材料二   元朝的科举考试将考生划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类别，无论是考试还是录取，均按照完全相等的固定名额在各民族中进行分配。明洪武三十年会试，时任主考官的刘三吾等人录取的均为南方士人，引起了当时北方士人的不满。朱元璋命人重新阅卷，复查结果是刘三吾茅人并未舞弊。北方士人不服，又有人举报张信等人故意将北方试卷中的劣等试卷呈送皇帝，朱元璋震怒，将张信等人处死。朱元璋亲自策问考生，又录取了六十一人，皆为北方士人，时人称之为“南北榜”事件。刘三吾是明朝著名儒士，为人慷慨并不设城府，他参与科举舞弊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且南方士人文化水平普遍高于北方也属事实。宣宗即位后，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制度，后又演变为南北中卷，并确立了录取比例。清康熙帝取消各省进士的固定名额限制，正式确立了“分省取中”的取士制度，反映了科举公平改革的趋势。

——石海龙《“南北地域之争”；理解科举制度的另一视角》

材料   历代王朝的乡里制度，在原则上，都是以户口编排为起点的，规定以五户为邻、伍或十户为什、甲，五十户左右为一里、大保、社，五百户左右为乡、都等。秦汉时期的乡所统户口一般在千余户至数千户，规模较大；魏晋南北朝时期，乡的户口规模逐渐减小，至隋唐时定制仅为五百户。这种编排原则及其实行，需以严密的户籍控制为前提，可是，受到民户逃亡、豪强荫蔽强占以及隐冒户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王朝国家对于乡村民户的控制，往往随着国家控制力的衰退而逐渐松弛。在一个王朝周期里，国家能够有效掌控的著籍户口在全部户口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如秦汉、隋唐与明朝在其建立制度之初，均立足于户口控制原则，但是在东汉中后期以至于魏晋十六国南朝时期、唐中后期以迄于南宋、明中后期以至于清代，不得不逐步根据人户居住的村落、耕种的田亩，来征发赋役，并通过不同方式，以村庄、地域为基础，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

材料一   汉代循吏司法实践概览

材料二   自司马迁撰《史记》而设置《循吏列传》，历代正史多效其体，而又逐步定位于主要为中下级地方行政长官中的“循吏”立传。这些官员或因地位相对不高，事迹相对不显，未可单独立传，故以合传的形式集中载录以彰显他们为政以德、廉正亲民等政绩，让他们青史留名，并成为后世官吏们取效的典范。据统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除《三国志》《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外，十九部正史共记述了五百多位循吏的事迹。

——摘编自李大明《<史记·循吏列传>与历代正史<循（良）吏传>的设置》

材料   早在1943年12月，中关英三国在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宣告“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这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缘起。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要求公开审判日本战犯，就连日本东京、大阪等地也举行了集会，公布战犯名单，要求惩处。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严惩战争罪犯》，代表了亿万受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和要求。最终，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4月下令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地址定于东京。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审判，1948年11月12日，法庭进行了最后一次开庭。在28名甲级战犯中，7人被判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乙级、丙级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人被处以死刑。之后，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战犯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释放了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

——摘编自苏智良《远东审判六十周年祭》

材料   受欧洲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德国诞生了近代医疗保险体制，1883年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实施了《疾病保险法》，针对疾病的保险，涉及医疗费用的支付和疾病造成收入损失的补偿，主要由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负责筹资，以雇主和雇员缴纳为主，政府酌情补贴。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府确定了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政策，根据其历史传统确立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重新启用医疗保险基金的自我管理模式，又把法定医疗保险体系的管理责任交还给被保险人及其雇主。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医疗保险的范畴和覆盖人群的范围不断扩大，德国公民几乎全部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但法定医保基金的花费也随之大幅增加。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德国医保体制改革仍未走出俾斯麦模式的窠臼。

——摘编自何勤华等《法律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