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计，是由下级行政长官向上级定期报告有关统计数字的制度，战国时应运而生，秦汉基本因袭，户口调查始终是关键内容。尽管西汉的户口资料在东汉初年可能已残缺不全，但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户口数仍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人口数据。这项数字包括西汉政权设置郡县、直接统治地区的户口总数：12233062户，59594978口；103个郡或国分列的户口数；长安等5县的户口数；宛县等5县的户口数。由于西汉的赋税对象包括3岁或7岁以上的全部男女人口，因此这项数字还是公认现存历代户口数中最准确的数据之一、

材料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作为筹备宪政的一项措施，设统计司制定全国人口普查计划， 并向各省发出了详细要求和标准表格， 由新建立起的警察系统执行。两广总督袁树勋要求将此次调查户口“拟酌缓至乡镇巡警编设及识字学塾较多之时再行补办”。广西巡抚在奏折中说：“桂省幅员寥阔， 村落零畸， 兵雙迭经， 流亡未复，调查户数较他省为难。加以民智额愚，人心浮动， 未悉调查宗旨， 将有抽丁增税之疑， 办理稍未得宜， 易致滋生事故。”这次普查匆匆开始、草草了事，但它是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

——均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材料三   1952年，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要求，迫切需要准确的人口数字，因此国家统计局筹备并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在这次普查中，很多妇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普查员还配备了农历干支或民国纪年的换算表，虚岁也一律折为周岁。1954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其中城市人口占13.26%，男性占51.82%，17岁以下的青少年占41.1%。

——摘编自陆新蕾《从筹备到实施： 现代人口普查在中国（1936-1964）》

1921年，毛泽东等人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思想，在创办学校时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1922年，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资等。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劳动教育政策的导向开始逐步向与工业生产相结合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劳动教育政策的重点是为促进工农业生产而服务，要求使受教育者成为劳动者，彰显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共同纲领》中，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批判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鼓励学生从事生产劳动。1956年底，国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劳动成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尽的社会职责。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了“培养劳动者”的教育目标。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劳动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密切结合。

——摘编自刘红梅 翟小宁 李森《党史百年历程中的劳动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和展望》

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边区各级干部的培养，为此党中央作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如1943年《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要求晋察冀和太行分局抽调优秀干部来延安学习。并创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干部培训学校，竭力培养干部。同时，为全面了解和正确选拔使用干部，先后制定与实施了干部考核条例，着重考察干部的政治原则性、工作积极性、业务熟练性、作风民主性和学习先进性等，这些严格的标准有效控制了干部队伍的规模。边区先后四届政府，均基本保证任命行政干部在千人左右。此外，这些条例和法规要求对干部进行平时考核、临时考核和固定考核。边区政府还对各级干部队伍实行每年两次定期鉴定。针对考核和鉴定情况，政府确立了一套干部奖惩依据的具体办法，并广泛听取本机关和群众意见，对奖惩审批持审慎态度。同时，党始终坚持教育为主、奖惩为辅的原则。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奖励模范，不使积极分子沉没于一般群众中，是提高全部工作和全体人员的最好办法。”

——摘编自闫世桓《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启示》